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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前，我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一路上她都在自顾自说儿子这几年念大学的经历。期末考试后她问他能考多少分，那位儿子说：“第二名应该有的。”于是她问我，“你说这意思是不是他也可能考了第一啊？”她又说，其实这几年大学生都没好好念书，好在儿子很幸运，接下来的实习应该能赶上了。“开船主要还是要会开”，听她这么说，我这才意识到他未来可能的职业也是广义上的“司机”，和母亲的工作是相似的。“你知道吗？”她接着说道，儿子的导师已经帮他签约了很好的单位，未来去开船，一个月会有多少薪水，到了年底拿到“全年安全驾驶”又会有多少奖金。我觉得很有意思，她的快乐里还包含着未来一年尚未发生的事，她一定是很高兴才会这样乐观地期待着。“我儿子不太想去崇明开船，但是崇明离家更近……”我恭喜了她一路。快下车时，不知为何，我还想让她再开心点，就说：“下礼拜你生意要好了，同学都提前返乡了。”她突然回头看我，这一瞬我才看到她的脸，眼睛里都是光。然后她问我：“那你返乡吗？”天色忽然就暗了，旦夕之间我感到我们的距离有了一种超越消费服务的距离。

我想到春天时到浦东的距离，曾经像太平洋那么远，乡情真是一种可以被反复建构的深沉思念。下车前我对她说，“祝贺你培养了那么好的儿子呀！”她很害羞地摆摆手。

前几天，我又遇到了一个健谈的司机。他再度让我想到自己。司机是位大叔，和许多“刻板印象”中健谈的司机一样，我一上车他就自顾自开启了倾谈的模式。他说他有两个女儿，年纪只差两岁，但“同父异母”。“我很希望她们能一起吃个饭，但她们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说为什么不可能？”他完全不在意暴露自己的隐私。我也只能随便说一说，“在旧社会倒是可能的，可惜时代总是在进步的。”他沉默了一会儿，问我：“那今天是阴历初几？”我刚好看了手机日历，“二月二十一。”我回答。他说：“再过十天，我要过生日了，她们都要来看我。可惜她们在新社会不能见面。我只能上午见一个女儿，下午再见一个女儿。”我说：“喔唷那你就不能上班了啊！”他说：“那当然，过生日上什么班！”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我：“那今年父亲节是哪天？”我说印象中要天热的时候才有父亲节了，他说：“那么晚吗！不过那天她们也要来的。”我说：“叔叔你真喜欢过节啊。”他就笑了一笑。他说：“我大女儿是一个医生，学历很高，是博士后，穿的衣服都很贵。我小女儿是个老师，学历不高，人也很朴素，但是对我很大方。我大女儿很小气，她出国留学，我还给过钱，但过年的时候，她只愿意给我两千块！我很气的。”从浦西到浦东的路有些漫长，这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说那些并不真说得到一块儿的话。我在心里盘算，是说“两千块蛮好嘞！”还是说“那你就和小女儿多要好一点好嘞！”最终也就“哈哈哈哈哈”而过。他好像十分需要我的认同，哪怕是场面话，他也爱听。可话说得那么多，毕竟是不认识的，我总不好意思问，“那为什么她们只差两岁，却来自不同的妈妈呢？”那位医生的母亲，应该也很不容易吧。

生活被压缩在出租车狭小的空间里。司机面对前方说话，我则和他们面朝同一方向，这有些镜头语言的意思，并不很日常，反而像一种表演。生活的力量在表演中呈现出压缩的戏剧效果，铁皮做的汽车外延就是舞台或是镜头的边界。

我想起去北新泾考驾照那天，从地铁站到考试点有很长的一段路。我叫了一辆“摩的”，司机是启东人，在寒风呼啸中也硬要聊天。他朝着大路前方说，“还是生女儿好啊！儿子结婚花了我两百万！”彩礼名目繁多，给丈母娘的“肚皮痛钞票”要一万八千八。我也对着前方喊，啥叫“肚皮痛钞票？”他说，就是丈母娘生女儿时肚子很痛。我问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说这个红包？他喊道：“专门的呀！就是专门的‘肚皮痛钞票’！”……寒风呼啸而过，一条马路都能听见，想起来，可算是沉浸式戏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