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绿绿，诗人，兼事批评。主要诗集有《近似》《冒险岛》《她没遇见棕色的马》《我们来谈谈合适的火苗》，最新诗集《城邦之谜》。

崖丽娟：绿绿老师您好，在3月21日“世界诗歌日”到来之际完成我们的访谈，感觉特别有意义。在您提供的这份简历里虽然没有提到获奖情况，但据我所知，您曾获珠江国际诗歌节青年诗人奖、《十月》诗歌奖、现代汉语双年十佳、中国诗歌网年度十佳诗人（2018）等奖项，确实是非常优秀的诗人，臧棣、西渡、张桃洲、冷霜、宋琳、霍俊明、胡续冬等诗人和批评家都写过评论文章。2023年第1期《上海文化》刊发李娜写的评论《云端之梦与云上自省》，从女性观察角度较为客观地评析了您的诗集《城邦之谜》。您的诗歌语言凝练，精准，诗中融入极富个人奇异体验的感性认知，充满戏剧性，带着独特的梦幻气质，与我们平时读到的诗歌不太一样。诗歌对您意味着什么，在创作上做了哪些探索，您注重表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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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绿绿：崖老师您好，谢谢您始终耐心等待我的回答。访谈拖这么久，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懒散，另一方面也有我的畏惧心理作祟。我不太喜欢谈论自己的写作，有限的几次都是为了配合刊物的工作。不过，这恰恰表明我不是沉默的人，我热爱倾诉，我写下的每句话都不能是谎言。但谈论一首诗的创作想法，让我感到害羞。那是我内心的隐秘，即使它们毫无秘密可言。我无法做到不诚实。所以，我基本上会避开直接谈某首诗而谈一些与诗相关的话题。您问诗歌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实话说，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大部分诗人除了写诗，都必须从事与文学完全无关的工作谋生。不能否认，有一些诗人试图在文学史中留下虚妄的身影，而对于更多的诗人来说，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说，写作即是生活。诗人们的每一天，都在积累经验以及捕捉意识，丰沛的涌动的现实刺激着诗人们的心和观察，塑造着诗人们的观念。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变动中，语言、认知、情感、意识……我们写诗，便是为了努力在变动中找到一点坚固的东西，妄图发现某种可能存在的永恒的力量。

至于您说，我的诗与别人的诗不太一样，那要从哪里来看。每个诗人都身处传统中，除了自身的经验，必然受惠于前人的启发。众多前代诗人和同代诗人的声音汇聚于我们。学习书法的人“纸抄纸”，临百家帖，学习笔画、结构的技术，可如果书写者没有从碑帖中提取出自己的笔法，那他只能成为模仿者、抄写者，有了个人的笔法，若行文中没有独属的气息，也依然不成器。每一步都很难，气息尤其难，这点是一个人的综合呈现，涉及人的天性、人世的方方面面，并且不是潜心学习就能得来的。往往格局的高低，就在这最后一步。有的人，天生就有了。有的人勤奋一生，也没有。

写诗也是如此。我想，诗人的不同更多是自身的声音不同，声音不同没有高低，异质化也不一定算优点。说到底，要看有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声音，然后将这个颤抖的、粗哑的、犹豫的、逃避的，抑或是响亮的、肯定的、惨不忍睹的、龌龊的、风雅的声音，用准确的语言呈现出来。你得允许你的声音是虚伪的、不堪的、高尚的、卑微的，真实地表达它们是对写作能力的考验，也是对诗人的勇气和诚实的考验。缺乏这些，很难能写出让自己喜欢的诗吧。当然，呈现的方式又是个难题。多迷人啊，写诗，在难题中寻找通关的路径。

您问题的每一个小点，都能引发复杂的回答。关于我诗中的戏剧性问题，《城邦之谜》北京分享时，张桃洲、李洱、西渡曾经讨论过，他们谈得很深入，拓展很开。那次对谈已整理好，据说要发表出来。

崖丽娟：确实，关于您诗中的戏剧性问题，专家们分析得还比较透彻。诗集《城邦之谜》出版后，北京、广州、安徽等地分别开过分享会，我每次都关注。您谈到自己很看重这本诗集，认为是2015-2020年这5年写作趣味和写作能力的综合体现。这首《城邦之谜》同名诗在各类诗歌刊物或平台上常被推荐或评论，您自己也在不同场合朗读过。写作至今，有没有哪几首诗是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这首诗可视作您的代表作吗？

杜绿绿：诗人公开出版诗集，在没有外力支持的情况下，太难了。相对来说，年轻点儿的诗人出诗集更难，得等待机缘。机缘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出。为什么我看重《城邦之谜》呢？这本诗集恰好是我的写作产生了变化后的一个阶段体现。不是说这本诗集写得有多好，好不好，差不差，自己说了不算，甚至同代人说了也不算。而是，我明确地在这本诗集里看到了“变化”，与此前不同，与出版后我新写的诗比较，也有不同。变化，应该受到写作者的重视，它的出现对写作者是提醒和肯定，也是反省和可能的否定。不可害怕变化，“坏”的变化也是好的，或者是对好的预示。我们必须在写作中探索那细微的曲线走向，“稳定”对写作的伤害性太大了。而对于我现在弹动的线路图，无论是速度还是幅度，其实我不够满意。

每一本诗集，都可看作对过去的小结和终止。若不是要时常为一些平台整理自己的诗，我很少会读旧作。我尽力忘记它们。偶尔我会读更早前的诗，比如十多年前的，企图修改它们。旧日的诗行稚嫩而极具诚意，使我感动，读最早的诗像读一颗陌生人的心，以至于修改工作很难进行下去。

关于代表作这个问题，作者自己来说是否有些不妥？这或许应由批评者和读者来确定。诗人会热爱写下的每一首诗，那每一行诗都付出了对生活的真意与理解。一个真正的诗人，必然会被纷至沓来的经验裹挟。这些经验，塑造了诗人。如果诗人诚恳地写出它们，怎么可能不爱呢？我个人不太愿意甄别哪首为代表作，我的孩子，都是我的代表。如今的处境是：很多属于研究者的工作，都被创作者自己做了。自媒体经营时代，大家都焦虑。

多次朗读《城邦之谜》这首诗，是因为同名诗集刚出版不久，为了给读者加深印象。您看，您关注到了。总体来说，在不同的场合朗读诗，我一般考虑那个时间点、那个地点合适读哪首，偶尔也比较任性，随意选一首读。我不大乐意用外在力量去给一首诗增加多余的东西，即使这个东西是发光的。诗就是诗，它用自身表达。

《城邦之谜》，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崖丽娟：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是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我看到一个标题“她用14本诗集，反抗女人的一生”。格丽克的作品，突出女性的自我表达，也隐喻着对社会既有规则的质疑。作为女性诗人，不管是认同还是反感，“女诗人”身份总会被鲜明地标识出来，性别对诗歌创作有何影响，性别差异可能会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新诗在我国已有100多年历史，诞生很多优秀女诗人，也有不同的女性诗歌选本出版。我注意到，2022年的诗歌选本《舞动青春——“青春诗会女诗人手稿集”》收入了您的《她没遇见棕色的马》，之前在各种女诗人诗歌选本中也常看到您的诗歌入选，这些选本代表的自然是编选者的眼光。您被诗人西渡誉为当今诗坛最好的女诗人之一，写作时您会注意自己的女性身份吗？

杜绿绿：每一次访谈、对话、分享，几乎都会问到这类问题。每代女性写作者，时刻面对着复杂的女性话题，未来或许会更多。首先要说，这是件好事。日常生活中想不起谈论的、不敢不愿谈论的，都进入了公共领域热烈的争论中。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不被属于社会，不被属于表达的主体，而是被定义为倾听者。我被当作女性养大，社会给我定义了性别该有的样子，那么我自然拥有属于我的那份意识。不同的女性，由于成长环境不同，对女性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所以，无论我在写作中是否有意调动，我的写作理所当然包含了我的个人意识。男性写作者也如此，他们的写作中也充斥着他们的性别意识。在对男作家、男诗人进行访谈时，很少会问他们作为男性写作者如何来看待男性意识，因为男性自古以来就理所当然属于创造者、表达者，女性不是。当女性成为创造者，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这不仅是女性写作者面对的问题，所有正在创造的女性都会被提问相关话题，比如，女艺术家、女发明家、女导演、女演员，等等。

或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什么是女性意识？女性个体独有的意识被如何促成？或者说，一个人的意识被什么塑造？近日，我突然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我在某机关单位编内刊。某天我们部门集体外出参观，接待的兄弟单位负责人在饭桌上，时不时拿我的身形开玩笑。他的语言肆无忌惮，我深深感到了屈辱。可我没有任何爆发，肯定不是害怕他，他的权力完全威胁不到我，然而作为一个“乖”女孩并不知该如何应对。甚至可以说，我产生了羞愧感，为自己的身形被注意到而羞愧。因为身体而羞愧的可能在男性身上基本不会出现，但在女性这里是常态。近年有一点变化，但似乎又触及了另一个危险的性别困境。这是非常复杂的讨论，暂且回到我们的话题。那时还没有MeToo的概念，我只能尴尬地等待他闭上嘴巴。这件事已过去十多年，不知为何又想起，可想而知当时给我的刺痛和压迫感。

我提起这事是想说，作为女性的每一天，生活都在塑造你。让我们思考下，我为什么要对这件事感到羞愧呢？明明不是我的错，我却因为对方的错而羞愧。女性经常会面对这种情况——因为男性的攻击性话语——他们有时意识不到这点，性别教育使他们不能发现正在实施伤害，从而错误判断为“风趣”——而产生自我怀疑和痛苦。在类似的事件后，不同的女性会在意识深处走向不同的方向。或许不会那么及时而清晰地显现，但潜在影响必定深远。有句话说得挺好，忘了是谁说的了，“女性是一种生存状态”。

女性必须接受女性身份带来的各种可能性，并在此之上，得出个体的认识、反思和解决办法。写作也是办法之一。

我们对女性的认识依然受困于既有的观念，女性该如何做，女性该怎样思考，女性该怎样言说……不外乎就是那些用烂了的束缚性词语。请注意，这些女性的行动都是被局限的。它们要在一个合适的框架中进行。我有个好朋友，她是位很棒的艺术工作者，在某次聊天中，她这样说：“女性主义对我的教育特别大。当我开始意识到作为个体的我（女性）无论如何努力变得强大，都始终被界定在一个边缘化的群里（‘你的表达不重要’），我理解了我的身份；与此同时，当知道了自己是‘弱者’时，我才逐渐开始理解性少数、族裔、劳工、殖民等一系列问题，也即这个世界的现行制度如何将人类中的一部分造就为弱者的问题。”

如此境况中，女性当然应该去写作，写作即创造，即表达，表达的能量会汇聚成光，刺破这个封闭的软绵绵的装模作样的虚伪球体。永远不要对表达丧失信心。它比核武器不差，长远来讲，胜过任何。生活中、媒体中，我一般不会强调女诗人的身份，这不是对女性身份的犹豫，而是没必要。不说也是女性。性别议题始终颇受关注。然而，诗不应被这些限定。

最后说一句，“女诗人”一词隐含的各种误解，应该立刻被停止。

崖丽娟：诗歌是紧紧围绕语言展开的艺术，要求语言对时代经验的高度吸附与精准的审美表达，这涉及一个诗学的问题，即诗歌语言的真实性除了源于诗人主体的真诚之外，还要求其内容具有真实性。对“诗与真”，您在创作中有何经验和体会？中国古典诗词很少被批评，新诗却不断受到质疑乃至诟病，主要是部分读者对象征、隐喻觉得晦涩难懂。诗人过于重视个人经验的主观表达或专注于内心世界，是否会对读者构成阅读障碍而导致读不懂？

杜绿绿：古诗几千年了，经历漫长的成长才逐渐成熟与止步。新诗100多岁，还是儿童呢，人们对孩子除了呵护，最擅长的便是批评。但是请别忘了，儿童的想象力最自由最丰富最无所畏惧，也最难懂。我们都有的常识是，一个婴儿生下来便懂得如何拿捏成人的心，控制成人为其服务。可是哪个成人敢说，他完全懂婴儿的心呢？成人若想照顾好婴儿，需要努力去学习、理解婴儿。同理，读者没必要把时间放在抱怨新诗晦涩、难懂上面，若想和新诗同行，那就去学习阅读、理解新诗，而不是生气它为什么不按我自己容易明白的方向生长。儿童怎么可能听任成人摆布呢，他只会长成他也不知道的样子。这个未知的样子，会塌了还是立起来，还得再耐心等等。但培育的过程，才最有意义。诗人们投入自身的真实来完成一首诗，这很了不起。

哦，您提到了内容的真实性，我只想说：您能确定您的生活是真实的吗？对诗人来说，一切都必须置于质疑中。

崖丽娟：您也兼事诗歌批评，对什么才是好诗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您的评论写得很好，读过您评论诗人陈先发那首著名的《养鹤问题》，观点犀利，机锋暗藏，颇有洞见。作为批评家开展评论时，您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哪里？对于优秀的诗人来说，写评论是必需的吗？对于优秀的诗歌批评家来说，写诗是否又是必要的呢？创作与批评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杜绿绿：谢谢您关注到，还请勿将我称为批评家。这不是谦虚，而是自我定位。写诗十年，写了两三本诗集后，我才有一点勇气确认自己是诗人。文章我写得少，还不成系统，哪里能说是批评家。何况，诗人本是最高的荣誉，若能担负起这个身份已是我的莫大荣耀。对于诗人来说，写评论或许不是必需的，但极有可能是命中注定的。即使你并不想在这方面努力。写诗到了一定的时期，会有些想法需要总结明确，便自然而然地开始写文章。文章也成了考量诗人的一关，文章写不好，他的诗也是可疑的。好诗人写文章会比较容易完成，他的语言、观念、结构从诗转成文章，似乎水到渠成。当然我说的不是体制化的、讲究规范的学术文章，而是自由度较大的批评随笔，当然若想在批评体裁里有所建树，那是一件需要独特才能，需要付出时间与精力的艰苦工作。

我从未计划过写批评，但是写了。写得少，主要因为懒。西渡曾给我的一首诗《迷失的雾》写推荐语，他这样开头：“如果杜绿绿肯努力，她会证明自己是一个在抒情、叙事、评论几个方面都具有才能的作者，但到目前为止，她的主要精力还集中在诗上……”我这样散漫的人，最适合的是写诗。写诗，想得多，动笔少。在我看来，做任何一件事，都是在为一首诗做准备，绝对不局限于阅读、语言练习，听音乐、散步、临帖、做家务、跳舞，给枯萎的花剥离花盆的时刻，同样会产生诗。文章写得少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对于诗的想法，多数已用诗来体现了。我有些诗，便是在讨论诗本身。

大概，我会继续偶尔写一些文章。写文章的过程很有趣，最有趣的是教会了我忍耐和梳理自己。我感觉，对写诗还是有益的。优秀的诗歌批评家，最好也写点诗，但或许这两种工作不应该分得如此泾渭分明。想写什么就去写，不想写，千万别胡来。

崖丽娟：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诗歌的创作和传播都变得极为便捷，线上线下诗歌活动非常频繁。2023年2月，首届“南方诗歌奖”刚举行线上颁奖活动，因其首倡自印诗集、评论集可以参加评奖而引发热议。不难发现，当代诗坛确实存在为数不少默默无名的诗歌写作者。该奖期待发现当代诗歌中优异的陌生者，以鼓励长期默默努力而受到忽视的优秀诗人，这或许传达出来更多积极的信号吧。您作为评委之一，在这些参评作品中“发现”了什么？

杜绿绿：前面已经提到诗人出诗集处境艰难，诸多官方奖项将评奖范围局限在公开出版物中，对很多没有条件出版诗集的诗人来说不太公平。无法出版诗集，不代表这位诗人的作品不值得被阅读。文学在当下属于小众，诗更是，精神的流动和探索不可能属于大多数人。无需抱怨时代不够慷慨，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依然从事诗歌写作，更可体现诗艺的强悍生长性。诗性从来都是从瓦砾中蔓延出来。这点微小的光芒会缓慢渗透进普通读者的内心。没有诗的世界，是不敢想象的——很可能是世界坍塌的时刻。所以，诗人们在写，在自印诗集。我们将评奖范围扩大到自印范畴，是作为诗歌写作者的感同身受和力所能及的互相支持。不出所料，在收到的参评诗集里，有不少不为人知的名字，他们的写作令人尊重和欣喜。时代给与诗的铜墙铁壁已经太厚了，我们作为写作的人，理当尽力穿透过去。不敢说实现了，但这是我的期许。

崖丽娟：上世纪九十年代诗坛进入主智时代，强调对日常经验的书写，通过叙事完成一首诗的生成。的确，伴随着文化多元化发展，抽象空洞的滥情或假抒情因缺乏“真实”和生动细节而逐渐失去读者。难道可以由此说抒情诗已经落伍了吗？诗歌如何介入现实，叙事的诗对我们当下生活真的更有作用吗？

杜绿绿：抒情、叙事之争，不那么重要，拉金《上教堂》、毕肖普《在鱼屋》、佩索阿《烟草店》，抒情叙事都有吧。滥情和假抒情不在讨论的范围内，它们毫无被提起的必要。这里引用我的朋友，诗人、译者厄土的一段话，他说：我现在比较倾向“我们需要努力奔向一种准备的感受”，要重视经历的时地性，不惧怕抒情，但警惕抒情的“概念化”，警惕清晰的情感。他说完后，产生了自我怀疑，于是他又补充了很有意思的比喻，“可以说，诗歌就是一种回笼觉——破除迷糊的尝试。”

诗歌介入现实是必然的，每首诗都在现实中，逃避的诗也在介入现实。我们对现实的定义一向过于狭隘和自大。而谈到诗的作用问题，唉，我想我不愿意功利地来谈论诗。诗，无需承担作用，虽然它无意间承担了一些。

崖丽娟：您从安徽到广州生活，能否谈谈“异乡人”身份对创作产生的影响。安徽有很多优秀诗人，您和他们有很多互动；其实您不仅和安徽诗人、广东诗人交往密切，在北京、上海也有不少诗人朋友，也请谈谈诗人友谊对您的影响。

杜绿绿：“异乡人”也是经常被提起的话题，如同女性话题常被问起。诗人在精神上永远处在异乡。仅从地理概念来把我称呼为异乡人，我感到稍微的不满足，或者说我期待批评家们能找出一个更准确的词，而不是延续精神的异乡人说法。

我的朋友看似不少，但不好意思地说，事实上我比较宅。多数时间，我待在山边的家中。诗人之间的友谊，对我影响很深，细谈起来得长篇大论。简单点说吧，他们给了我安慰和力量，蕴含在生活当中，使我学会了理解他人、理解自己，理解此时。如果说从前代诗人那里认识了过去，那么同代诗人带给我的是当下和未来，观察他们的写作，也是观察自己的写作。若从最浅层的方面来说，和诗人们的交往最令我放松。在他们那里，我从不需要成为一个恰当的形象，我只需要成为我，不合时宜也很好。友人们对我的包容和照顾，让我惭愧。

崖丽娟：很多诗人注重诗歌与音乐、戏剧、摄影、绘画、书法等融合，“诗人”逐渐指代一个更为综合的艺术活动者的身份，纯粹文本性的深掘与综合艺术互相渗透似乎同时进行，呈现出多元跨媒介融合趋势。有人开玩笑说写好诗不仅是脑力活更是体力活，要将写诗进行下去更需要持续耐力，您经常运动，练瑜伽，还坚持研习书法，与写诗有关还是纯属个人兴趣爱好。除了这些，您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杜绿绿：您对我的日常生活有很多了解，可见我是个不擅长隐藏表面生活的人。怎么说呢？我小的时候学过芭蕾，这可能打下了运动的基础。身体喜欢动。运动能舒缓压力。没有想过坚持，断断续续地运动着。这一年，我很少运动，停也就停了。我尽量不勉强自己做什么事，不得不为的事情已太多，何必在能做主的事上为难自己？我系统地学习过三年瑜伽，那是次神奇的召唤，某一天突然有强烈的意图想要学习瑜伽，于是我就去了。这帮助我对身体进行了很好的观察和认识，认识内心，首先要认识身体。在柔韧和力量的平衡探索中，我确实获得了一些平静，但并不够深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十分厌恶瑜伽，我不想听到身体的指令，不想将身体后弯成一个圆，不想做任何一个瑜伽的体式。在那种极度的静中，我感觉快要无法忍耐了。我说过，生活的每一天都在对写作产生影响，运动自然也是。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且回避不了。

书法练习，是近一年才产生的爱好。如同瑜伽的来到一样突然，我忽然想写字，就开始临帖了，并且从初次尝试笔墨开始，没有停下过。与纸、笔、墨的交流，乐趣无穷。而且，我明确地感受到这件事我似乎能做好，就像写诗一样。现在说此话有点吹牛，毕竟我才不够勤奋地学习一年，据说书法要写3000个小时才算入门。那我还早着呢。写不好也没有关系，我写字更想从恢复笔墨的工具性方面尝试。我这一代人从写作初期就使用电脑，输入法对写作的影响不可否认，这种影响早期来说是好的，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或许我们该警惕一切便捷。人写作的本质是人本身的体力、脑力的输出，添加入非本体的事物，不要立刻否定，但最好也不要长期一味接受与肯定。妄图恢复笔墨的工具性，是极其漫长的过程，试图笔随心意，还只能慢慢来。幸好目前来说，写字对我不是任务，而是乐趣。我基本不做任何需要坚持的事情。那太累了。写诗这么多年，也是顺其自然。我有个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喜欢一件事便容易沉迷，很难脱离。写诗，是我喜欢的事，从未停止过喜欢。写字，还不知道能喜欢多久。

无论运动、写字，或是其他的兴趣，从最初的那一刻来看，肯定不是为了写作。做得久了，必然会和写作产生联系，互相启发。比如，我常在临帖时，想起诗的写作，笔墨的运动与语言、心智等运动的关系。每一件事，哪怕再朴素的事，它的发展逻辑和处理方式，都可与诗对应。世上万事皆通，这是世界的平衡与通透，也可说是世界重复的建构。我最近比较关注“重复”这个词，并为这个概念写了首诗。

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是丰富的，一生都应不断拓展身体、技能与思想的边界。写作者尤其是。更多地去体验各种艺术实践，去感受生活，去做未曾做过的事，不要害怕它们占用了写作时间。它们会为写作带来多样性。

崖丽娟：您有什么良好的写作习惯来保持旺盛的创作欲望和热情，遭遇过创作低谷、有过写作瓶颈吗？最近您的好朋友、小说家魏微的小说《烟霞里》颇受关注，您为她写了一篇印象记，文笔生动，将来是否会考虑尝试写小说？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杜绿绿：我没有什么良好的写作习惯，这不说明我将写作的工作性降低。每个写作者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工作方式。有的写作者习惯清晨写作三小时，写不写得出来，都面对电脑坐着。有的人习惯夜深人静坐三小时。我大概属于习惯最不好的那种，我有时写一天，从黑夜写到黑夜，有时一个月不写。我也曾打算调整一下。写作期间，我脆弱的睡眠会更加脆弱。

魏微写《烟霞里》是对体力、脑力的极大挑战，她经常昼夜颠倒，写着写着就天亮了。写小说嘛，没办法，体积搁那儿呢。小说家得踏实下来，有颗做农民的心和意志力。关于魏微的那篇印象记，是应某刊约稿而写，字数有限制，浅谈了一下。熟人的印象记不好写，尺度不太好把握。我前段时间写了首诗赠魏微，诗题是《我写作》。写作的苦与甜，写作者都明白。

我在疫情期间写过两个短篇，动念写小说是想让时间规律起来，不可能天天写诗，精神上受不了。写小说会有平缓的工作周期，拼图一般，能锻炼耐心和持续性。写完后，我发给小说家格非、李洱几位老师看了。老师们很认真，既鼓励了，又提出了修改意见，让我好好改。格非老师说可以发表了，但最好别急，认真改完再发，要对自己负责，写一篇算一篇。他让我要多写，写下去或许发现更适合写小说。魏微说，你可别把我们小说当成游戏。我本打算认真修改，因为懒和拖沓，就一直放在电脑里。后来，格非老师还问起过，我惭愧极了。小说和诗的语言完全是两回事，在尝试写的过程中，我力图平衡两者的关系。而且，写小说时我有些害怕，那种对人性的观察像无底深渊，既有诱惑力，又担心出不来，像是进入了一个大虚无的境地。我偶尔会想起那两个短篇，应该会整理出来吧。我是个急性子的人，但在写作这件事上完全不着急。最有可能的理由是，我从不认为自己的写作会因为时间的行进而停止。中途有停滞很正常，谁能没有瓶颈期呢？忍耐、再忍耐一下，做点别的事，会进入写作全新的阶段。“忍耐”是极具意味的状态，我曾在几首诗中尝试从多个方面来理解它。

我很少做明确的创作计划，但会有个大致的方向。这里就不说了。没做的事情，说出来没什么意义。

（崖丽娟，壮族，现居上海。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在“南方诗歌”开设“崖丽娟诗访谈”专栏，诗歌、评论、访谈发表于《上海文学》《作品》《诗刊》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