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柔曾说：“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打工女性已然被赋予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标签，反映在“打工文学”中的底层女性形象自然也具有浓厚的社会文化意蕴。塞壬的散文创作以独具的女性身份自觉及独特的叙述视角，塑造了包括“我”及小菊在内的一批城市底层女性形象，散发的审美效应具有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本文以塞壬的散文集《奔跑者》和《下落不明的生活》为例，试图对作品中底层女性形象内涵与叙事特征进行文本透视和审美解读，以探索揭示其中的女性身份建构及女性意识的嬗变与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生息关系。

形象1：背负伤痛和屈辱的受害者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大量外地务工人员涌入广东，尤其是“世界工厂”东莞，成为几百万务工者的聚集地。据东莞统计年鉴显示，2005年东莞外来登记注册的暂住人口为584.98万人，这几倍于常住人口的到来，给城市社会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考验，由此引发的盗窃、抢劫、诈骗等社会治安问题接踵而至，据报道，2006年4月东莞警方抓获的某飞车抢劫团伙6个月内作案已达150多起，而女性务工者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背负屈辱和伤痛的受害者。

【资料图】

《耻》和《声嚣》记述了“我”在东莞打工期间遭遇的飞车抢劫经历。“在广东十一年，我先后五次在大街上被抢劫，其中有两次被摩托车拖在地上十几米，这两次抢劫都发生在东莞”。无独有偶，“我”在东莞一家大卖场做企划时，同办公室的六个女孩几乎是轮流遭遇飞车抢劫。由此留下的一道道伤疤，几乎成为“我”以及其它南下打工女孩的标志性烙印。

我可以很坦然地把衣服掀开，把身上多处丑陋的、可怖的伤疤露出来。我甚至可以一一道出每一道疤痕的由来。

诚然，受其时珠三角地区的治安环境影响，飞车抢劫绝非个案，受害者也不仅限于“我”这样的底层外来务工女性，如安妮太太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性也未能幸免：“在东莞，这是极其普遍的一种人生经历。尤其是女性。我身边非常多的女性遭遇过飞车抢劫，身体落下了跟我一样的伤痕，有的甚至更多。”然而，与事后通过各种手段积极“洗白”的安妮太太不同，作为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底层打工女性，“我”无法做到遗忘和粉饰，伤疤伴随的伤痛、愤怒与屈辱感挥之不去，由此造成的心灵创伤更成为长期以来的梦魇：“那个瞬间时常出现在我的恶梦里，然后我大喊大叫地醒在床上。”

除了人身安全，居住安全也成为城市生活的一大困扰。《声嚣》中的“我”白天要承受繁杂的工作，夜晚还要在出租屋内忍受突如其来的侵扰。

我总是会被急促的踢门声惊醒，那一定是穿着一双坚硬的靴子的脚踢的，它粗暴、蛮横，那声音还摆出一幅强硬的态度来：你必须开门，而且还要快。这个无理的插曲有着强烈的入侵感，让人恐慌，胸口顿时咚咚咚地跳个不停，即使如我般善良、守法的小民，也好像是干了坏事败露了，就要被抓一样。

这一“施暴者”不是作奸犯科的坏人，而是维护城市正义与公平的执法者——治安巡逻队。究其原因，短时间内大量外来务工者涌入，原按户籍人口比例配置的警力严重不足，在正式警力外的村级治安员应运而生，这些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成为暴力执法的直接原因，由此导致的一些违法犯罪事件也层出不穷。当然，户籍制度折射的城乡对立冲突也是主要因素之一。作为被管制和检查的对象，“我”的身份被赋予某种非法性或言不确定性——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我”不过是暂居于此的匆匆过客，“我”的存在也成为影响城市治安的潜在威胁。无论如何，这种带有歧视的区别对待让“我”这样的底层外来务工人员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焦虑，加之暴力执法本身带来的侵扰构成身体之外的另种屈辱和伤害：“我看见自己被那些声音照亮，一张疲惫的脸，惊慌失措的表情，仓皇的身影，还有瞳孔深处的哀伤”。

职场暴力是底层打工女性生存的又一威胁。与郑小琼等打工作家书写工业时代机器对身体的伤害不同，塞壬把笔触伸向看似标榜现代文明的写字楼，以女性特有的敏锐感知和观察洞见揭示底层打工女性在现代职场遭受的伤害和痛苦。后者虽不像前者般血淋淋的场面，但其破坏力和杀伤力于女性而言更别具深意。如《声嚣》中的秘书女孩小颜，工作中常遭受老板的苛责和谩骂，原因不过是刚送到的报纸好像被人打开看过、吩咐过不喝普洱茶又给泡普洱茶之类的鸡毛琐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充满恫吓和淫威的言语暴力之外还隐藏着丑陋无耻的性暴力，可怜的小颜只能在退却和躲避中发出哀求和啜泣，“我”明白“这仅仅是职场中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件”，却依旧感到悲愤悲伤，因为正是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件”构成底层打工女性无法言说的精神创伤。

形象2：游离妥协的失踪者

著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高度的工业文明使“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占据个人的全部身心”，由此导致“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并将主体的这一异化归结为“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其他城市建设者一样，底层打工者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现代文明的冲击。“在广东，在生存的场里，我们很多时候是被时代，被某种特定的生存环境代号化了”。如果说此前的屈辱和伤痛让底层务工女性进入“非我”的状态，那么这种异化和冲击则使她们进入了“无我”的状态，成为游离妥协的“失踪者”。

那个阳光的女人叫Vivan，她属于白天。白天的声音、气味，和光亮把她的脑子塞得满满的，连咳嗽也没了踪影。她的156厘米，她的42公斤，属于白天的强悍，有质量的、有速度的那种强悍。她的骨头不再让她难受，她的性格也变得模糊不清，对别人妥协也对自己妥协。她被抽离。

在这里，白天与黑夜分别对应肉身与灵魂。白天，人们被繁忙的工作节奏和繁重的工作压力所淹没：骨头失去质感，性格失去棱角，人的触觉、视觉、味觉等所有感官知觉统统隐去——看似走进现实世界且与之紧密相连的个体，却处于与世界、他人和自我相脱节隔离的状态。.

这种现代文明的异化叙事不由让人联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但仔细研读不难发现，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与格里高尔退化成甲壳虫不同，塞壬笔下的肉身并没有完全退化，相反是“强悍”“有质量”“有速度”的，虽然多少带有批判反讽的意味，但无论如何，它们仍是主体不可或缺的存在，它们与灵魂的关系正如白天与黑夜，彼此分离又彼此依存，随着黑夜的到来，走失的灵魂得以复归，个体才得以重新修复与自我、他人、世界的关系，使“我”回归主体的“我”，人之为人，女人之为女人。

一方面，作为浸染于农耕文明的大地之子，底层女性对身体有着本能的自觉和细腻的感知，这使其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时，能够从这一原初的生命体验出发，在“失踪（隐匿）——寻觅——回归”的探索中重拾遗失的主体性。作者由此提出对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我们不能永远沉浸迷失在现代文明的桎梏里，而最终要回归到广袤驳杂的生命中，正如巨轮离不开海洋、山川离不开大地，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蛰伏前进的个体，与此同时，唯有这些芸芸生命才是丰腴的、完整的，无论欢欣和悲伤，疼痛与煎熬。

另一方面，作为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打工作家，他们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目睹了工业文明对个体日常的巨大冲击，也目睹了其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这使其开始思考个体与时代发展的关系，并在肉身与灵魂的游离对抗中不断寻求新的和解，迁徙和漂泊因此成了生活的常态：“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个未知，一个无法预料”，这些未知和无法预料恰恰包含着对命运的不妥协，并成为主体整装待发、努力前行的源源动力：“如果不对命运妥协，我就得一次次地离开，我的下落不明的生活将永远继续。”。

形象3：坚韧无畏的奔跑者

作为底层外来务工者，想要在城市站稳脚跟甚至有所发展，绝非易事。在男权社会面前，相对弱势的女性群体想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往往要付出更多不为人知的努力和牺牲。

纵观作者在广东十几年的打工经历，堪称一部血泪奋斗史。从广告公司策划、媒体代理、记者、编辑、业务代表、品牌经理、区域经理、市场总监等，历经至少5种行业、8种职业，足迹遍布广州、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等地，遭遇了形形色色各种人群，在与命运的较量中，“历经肉身与精神的分身、拆离与无休止的争斗”。《奔跑者》中的“我”和工友小菊正是这样的女性代表，她们是大时代下踽踽前行的奋斗者，是坚韧无畏的奔跑者。

小菊是“我”在钢铁厂的工友，精神气质也与“我”相近，但因体态肥硕、学历低、技术差，在厂里很不受待见。此外，父亲工伤卧床多年，母亲在外摆摊卖水果，还有两个在念书的弟弟，小菊的生活可谓举步维艰。恰逢工厂即将裁员，小菊凭借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意志与命运展开殊死搏斗，不仅成功瘦身，还在“我”的帮助和鼓励下拾补了技术短板，最终成功留在钢铁厂，扭转了被排挤和被抛弃的命运。

相比故事的励志结尾与正义导向，那个在“生死边缘与命运较量”“激烈的挣扎中”凸显的“生命的壮美与悲凉”，才让“我”感动感佩。而将“我”与小菊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除了同为钢铁厂工人，还有一次特殊的跑步经历。

作为跑步爱好者的“我”一直有奔跑的习惯，一次偶然的机会，小菊加入了“我”的奔跑行列，因交情不深，寒暄过后“我”便抽身离去，此时大雨来临。雨停之后，“我”意外地发现被雨淋透的小菊依旧在奔跑，“打湿的工裤紧贴在她水桶般的大腿上，她昂着头，双脚不知深浅地乱踩，毫不规避地面的水，她缓慢而笨拙地奔跑着，像被放慢的电影镜头，她的表情看上去很陶醉，我读出，她在享受飞翔，且旁若无人”。接下来的几天，“我”发现她每晚都会准时出现在料场跑步，且风雨无阻，从凌晨四点到早上六点半，于是“我”开始有意走近这个有着“魔鬼般的意志”和“强大的信念”的胖女孩。

从相遇到相知，两个原本没有什么交集的个体有了思想的交汇、心灵的撞击，不是因为同病相怜，而是出于生命的坚韧执着。与小菊相处的过程也使“我”回想起自己在城市的打工经历：犹如一匹黑马在漫无边际的跑道上驰骋拼搏，而到每一座陌生的城市，“我”都会留下倔强的奔跑的背影，结识和“我”一样顽强不屈的同行者，开启新的人生长跑。至此，奔跑不仅是一项改善身体机能的运动，更成为一种现实的隐喻：作为当代外来务工女性，与命运的抗争过程如同一次长跑，纵然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只有拼尽全力地向前跑，才能“在与孤独的博弈中”“完成灵魂自我修复的放逐”，实现“对迷茫人生的突围，自我警醒、激励，以及重申对未来的希望”。

形象4：悲悯开阔的追梦者

由离乡背井带来的居无定所和身不由己，使“打工文学”从一开始就成为孤独、艰辛、沧桑的代名词。纵观塞壬的散文，虽也不乏孤独困苦乃至落魄凄凉的打工叙事，但我们总能在她感性细腻的文字背后感受丰盈辽阔的气象。这一方面与她丰富的人生阅历有关，另一方面与其幼年时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提到对塞壬成长影响最大的人，则不得不提到塞壬的祖母。对塞壬而言，祖母不仅是抚育她的亲人、令人尊崇的长辈，更是知心的朋友，生命的领路人。《祖母即将死去》记述了祖母的传奇经历。

作为地主家的童养媳，祖母从小过着悲惨的生活，所幸祖父的爱护使祖母度过美好的爱情时光。战时逃难期间，祖母因收容堂伯父而为村里人所诟病，但她从不回应与辩解。婚后祖父意外去世，祖母带着三个孩子嫁给了小叔子，用爱和温暖为这个混沌落魄的才子点亮生命之光。在祖母的宠爱和教养下，“我”渐渐读懂了作为女人、妻子、母亲的祖母的一生，也继承了祖母坚韧坚强、仁爱广阔的精神品格。《沉溺》《转身》等即展现了悲悯开阔的追梦者形象。

对生活和事业的坚守热爱。由于父亲是钢铁厂的工人，作为职工家属的“我”从小对钢铁、机械、马达等有着特殊的感情。二十岁时，“我”进入当地最大的国营钢铁公司上班，并有强烈的工人身份自觉：“我一直认为我首先是一个工人，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我属于料场”。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让“我”生发出“对劳动的热爱，对钢铁的热爱，对自身技术的热爱”。与郑小琼惯于把火热的钢铁转化为冰冷的意象不同，在“我”看来，这些“对于一个女人的青春来说是多么弥足珍贵的给予”“这就像农民面对他的土地，充满敬畏的感恩”，以至多年以后它们一直是“我”魂牵梦萦的挂念。后来“我”进入报社，遇到了将新闻视为生命的资深记者，在他的勉励和教导中，“我”逐渐建立起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以及职业的良知操守和价值标高。

对他人苦难的共情悲悯。平日里的“我”习惯独来独往，也不喜欢别人来打扰自己的生活，但当离异的女作家上门求助时，“我”还是无法无动于衷并替她照看８岁的孩子。与丈夫赌气离家出走的女同事半夜找上门来，即便对方的言行失于教养，“我”也没有将之拒之门外，而是以“领略别样的风景”的心态予以包容接纳（《沉溺》）。此外，面对曾打压报复自己的两位女上司，“我”没有记恨反击，而是从她们的受害经历感到一种物伤其类的悲伤，因为“我跟很多人一起，有过共同的命运，在那一瞬间，我们平等，像疾病那样平等”（《耻》）。

对爱和善的悲悯珍视。《转身》中工友兼画家林的情人——这个在文本中连名字都没有的女人，只有一个指代词“她”。由于“荡妇”的传言，工厂里不少人对她表现冷漠，甚至不乏调侃耻笑。后来与林的接触中，“我”发现她不仅没有淫荡、轻佻的举动，而且是一位温柔、善良、恭顺，“怀着深沉的爱情”的女子，而所谓的“荡妇”不过是曾经欺骗她的两个恶棍散布的流言，实际她有着林所谓的艺术内涵和无法涵盖的人性光辉和美好品质，在与她的交往中，“我”逐渐被她的真挚和热忱所打动，开始公开称她为“姐”。正是这种悲悯情怀和珍视眼光，让“我”摆脱许多世俗的狭隘和偏见，获得更为丰饶广阔的生命体验.

书写：从“正确的位置”出发

尼采说：“决定民族和人类命运的事情是，文化要从正确的位置开始——不是从灵魂’开始（这是教士和半教士的迷信）；正确的位置是躯体、姿势、饮食、生理学，由之产生的其余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也曾说，“正是肉体而不是精神在诠释着这个世界”。塞壬的散文正是从身体——这个“正确的位置”开始，使长期处于遮蔽状态下的底层打工女性的生命形态得到鲜活而真实地呈现，并在个人化私密化的经验表达和书写中展现对底层女性命运的深度关切。

体感叙事。体感，顾名思义为躯体感觉，诸如温感、触感、痛感等关于人体对外界环境最原初最基本的身体反应。换言之，要考察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莫过于观察其体感反应。据统计，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的外来人中来自湖南、广西、四川、湖北的人数位居前列。对于大部分外来务工者而言，首先要适应的也许不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或职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而是南方的气候，因为“在南方，气候时常成为一个人去和留的理由”。《南方没有四季》状写了“我”在广东打工期间的体感反应。虽然叙述者“没有经历过许多人的那种水土不服的阶段”，但南方特有的湿热天气依然在“我”身上留下了特有的印记，“我”的身体也在某种程度充当了所在城市的晴雨表、体温计。

工作和居住的环境也是诱发体感反应的重要因素。塞壬的散文聚焦现代城市底层打工者，呈现了打工生活的另种景观，如在公司“没有营养的盒饭”和“愤愤的情绪”混合成一种火气，没完没了的会议和老板干燥的表情让人无精打采。同时，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拥挤的小巷子和车站成了南方城市特殊的景观。工作的劳累常常导致身体的失调，走在马路上到处是“发酸的人的浊气”，更有一种心理的压抑感，“像被关在致密的铁皮笼里”。回到广州石牌“像迷宫一样”的巷子——这个地处市中心，实为城乡结合部的交叉地带：“阳光无法光顾，雨水也是”，还常有蜈蚣的出入，被子也是发霉的味道，潮湿阴暗的环境引发身体的系列反应：异味、瘙痒、犯困、盗汗、颧红、白带异常……由二十四味中药熬成的苦汁和浓酽的铁观音成为生活的日常，只是它们可以缓解身体的不适，却无法完全根治这些症状。

性叙事。性作为人类自然生理的一部分，如写作之于塞壬，“完全靠着生理的驱使”。于是，我们看到性叙事在塞壬的笔下从来不是书写的禁区，而是与呼吸、吃饭、睡觉乃至死亡不无例外的一种生命状态。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部分打工作家对于性本能的宣泄书写，以及卫慧、安妮宝贝等“晚生代”女作家对女性身体欲望的赤裸张扬，塞壬散文中的性叙事具有中国女性特有的温婉含蓄的气质：没有任何露骨的字眼及夸大的修辞，它们是那样干净纯粹，又那样隽永深刻，看似不掺杂任何情感欲望却拥有超越情感欲望的悲悯与深情。

我相信两个人连在一起的那一刻，命运是相同的。我们如何才能连在一起呢，两个身体，在摸索，在拼命地寻找各自想要的，我们连在一起了，变成了一个人，那一刻，我们是一个人。之后，我们的身体分开，继续彼此孤独，像左耳和右耳。一股强烈的悲伤涌上来，我紧紧地抱住他，想把他嵌进自己的身体，他轻轻地说着，跟我回广州吧，回广州吧。啊，广州，我曾经彻底失去过自己，爱情无法让我获救，它太弱了。它无法医治孤独。（《在镇里飞》）

对于文中已经分手的“我”和前男友，这样的“摸索”与“寻找”显然与爱情无关，但情感和记忆依然是维系二人关系的纽带，于是，身体成为承载这一纽带的载体，身体的复苏也意味着情感和记忆的复苏。既此，性不再是爱情实践的产物，而是延续情感和记忆的一种方式。作者在内省化的审视中也提出了对这一生命体验的反思：对于底层打工女性而言，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和孤独失意的生存境况使她们对自身的前途命运尚且无法把握，遑论爱情这一生活的奢侈品。那么，失去了爱情的性是否纯粹为肉欲的宣泄？在此过程中的主体是否沦为灯红酒绿的附属品？作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除了性欲望性本能以外，人还是有着情感和记忆、梦想与追求的高级动物，它们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宝贵经验，乃至抵御现实洪流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也是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所在。在相似的打工经历和漂泊背景下，性也成为带有某种悲情和孤独意味的生命体验。在灵魂与肉身的双重磨难中，底层打工女性的悲怆和无奈可见一斑。

“他者”的文化透视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谈到自我身份构建与“他者”之关系时指出，“自我身份的构建，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构建，而且总是牵涉到对‘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可见，“他者”不仅构成反视自我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构成自我文化身份构建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对于底层打工女性而言，因长期漂泊在外，主流文化的压制和资本市场的挤兑往往使其产生类似移民文学中的“离散”心态，其眼中的“他者”形象也带有自我的主观情感和价值判断的投射。

城市精英女性的“他者”形象。《耳光》中的广东女人萨宾娜，“浑身散发着香水味、穿着黑色丝袜”，对外来务工女性充满了鄙夷歧视：“从她那厚重的鼻音，她微微扬起的下巴和唇角的表情，她的额头那逼迫我的倾斜度，包括她的香气，我分明闻到一种气息：她瞧不起我！一个来自内地的打工妹”，后面萨宾娜对“我”一系列的排挤压制，几乎可以解读为主流精英阶层女性对底层外来女性的排斥和蔑视。《耻》中的杨蓉是深圳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板，不仅美貌多金，老公在珠宝界也是风云人物，因对“我”才华的欣赏二人成了朋友，即便如此“我”也是小心翼翼，哪怕“隐约觉得她心事重重，但从未敢轻易开口去问”。一次出差对方无意间暴露了被家暴的经历，对“我”开始疏远淡漠甚至打击报复，并发出“穷酸、心机女、一心攀龙附凤”“丑八怪、性冷淡”等具有侮辱性的言语攻击，“我”在震惊和失望之余开始反思：“这还是我一直以为可以交心的、彼此只注重灵魂质量的杨蓉吗？还是长期以来她就是这么看我的”。

在叙述者的眼中，城市精英女性大多光鲜亮丽，带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相比之下，底层务工女性往往黯淡无光、克制卑微。如果说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前者还能保持虚伪的客套，那么在私心和利益面前，伪善的嘴脸将被彻底撕破，进而露出毒辣阴鸷的真容。二者的代沟与隔阂一方面凸显了底层打工女性的辛酸无助，一方面也预示了前行之路的曲折漫长，得到主流社会阶层的认同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底层女性同胞的“他者”形象。办公室的同租女孩，钢铁厂的师妹小菊等，构成“我”在南方打工的同胞群像，就像《转身》中的“我”所感慨的，“多年后，我在南方的城市，看到成千上万的弱者，他们薄薄的身体，清澈如水的表情，薄薄的，一览无余的命运”。然而，同为底层打工女性，彼此的成长环境和生活习性千差万别，生存境遇和命运走向也不尽相同。

《耻》中的办公室同租女孩，面对飞车抢劫经历，同样是年轻的身体，满身的疤痕，她们不仅不感到屈辱悲伤，还在宿舍脱衣服比赛展示身上的伤疤。这种身体和心灵的麻木让“我”震惊无奈。《漂泊、爱情及其他》中的宿舍合租女孩，“每到一处她们都会新交上男朋友，并同居在一起。她们毫无禁忌地大声谈性，相互交流避孕经验。”“我”理解不了她们的洒脱和快乐，面对消费至上、娱乐至上的思想观念，“我”显然更倾向于传统的伦理价值观。

《一次意外的安置》中的英子，“看上去应该不足十五岁”，眼神却透着一股“狠”劲，“一看就知道会有猫一样的锋利爪子”。和许多年轻女孩一样，英子准备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进城的筹码，却因营养发育不良遭到劳务派遣员何三的嫌弃和拒绝，事后“我”得知英子的悲惨身世：母亲是被拐卖进山的女人，在她五岁时逃走后便杳无音信，爸爸在浙江打工，几年没回来，她本人和祖父住在一起，从七岁起被村里两个老头子性侵……“我”因无法带她进城（介绍童工是非法的），只能悲愤离去。

概而论之，底层女性经历挫折坎坷、孤独失落，但对生活始终抱有不灭的希望和梦想，她们如灼灼的萤火，在黑夜中照亮彼此，温暖前行。也有部分女孩在商业化经济化浪潮中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我，她们就像城市上空的烟火，体验了新奇刺激却转瞬即逝，最终化成一缕青烟消失在寂寥的黑幕中。还有英子等来自食物链最底端的女性，她们徘徊在城与乡、生与死的边缘。对于城市生活她们是艳羡的、向往的，又是迷惘的、陌生的，然而，生活的苦难早已使她们无路可退。于是，底层打工女性的艰辛和漂泊仿佛陷入一种宿命的轮回，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如果进城注定被歧视和受伤害，那进城的意义何在？如果不进城，如何才能挣脱命运的束缚、绽放绚烂的生命之花？

无疑，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城市仍然是多数年轻人的向往地，作者也从未质疑和否定过这一动机和行为，与此同时，作为“打工作家”的塞壬本身即是观察者和体验者，这种双重的身份视角使她在观照“他者”同时兼具自我的审视：相较于外部环境的迁移，作者显然更注重人的内在精神的历练成长，因为“人活着除了生存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精神的需求”，因此，相比进与退、去与留，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真善美的坚守，也许是底层打工女性面临的更为艰巨的难题和挑战。

从钢铁料场到工厂车间、写字楼办公室、动车车厢、东莞女人街……多年的南方打工经历为塞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她曾表示，“没有广东的经历，我不可能写作，它不是影响我的写作，而是我的写作之源。”。对塞壬而言，“打工”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生活的一部分，她是打工女性的同行者，更是她们中的一员。某种程度而言，阅读这些文字就是在触摸当下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就是在阅览滚烫生动的南方现代化城市发展史和广东改革开放史。

可以看到，在巨大的城乡差距面前，初来乍到的底层打工女性往往处于“边缘人”的生活状态，加之在城市遭受的屈辱伤痛让她们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与城市生活的融入，她们开始反思工业化时代城市文明对个体的异化冲击，以及个体与世界、他人和自我的关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时代，随着打工经验的积累，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其身份意识逐渐由外在的社会关系转向内在的自我修炼。与此同时，在对底层打工女性生存境遇的观照中，塞壬始终带着在场的自觉，她不仅要写出与现实的对抗搏击，更要揭示对抗搏击后主体的隐秘心事，即“保持内心的鲜活与爱这个世界的能力”，这是她度过人生低谷的精神支撑，也是她散文创作的重要母题。于是，我们看到她们即便遭受伤害和屈辱，也怀有悲悯和深情；即便跌入生活的谷底，也不至绝望沉郁；即便被背叛陷害，也依旧相信世界、相信爱。她们身在低处，却拥有洞见世情的深邃智慧，她们看似柔弱，却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刚毅品格和开阔胸怀。文本从底层女性视角出发，既有对“他者”的批判、同情，也有对自我的反省、解剖，呈现出既尖锐又柔软，既冰冷又火热的审美视野，同时洋溢着浓郁的人情美、人性美，虽然它们往往以低徊忧伤的方式出现，却如一首古朴哀婉的琴曲，滋润着人们焦灼干涸的心。正如塞壬所说，“在写作中，我可以摆脱一切困境，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是写作带给她的馈赠，也是她的写作给我们的收获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