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艺术中的精品力作，之所以具有深刻而持久的感染力，因为它是艺术家的人格外化、性情流露，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时代风气的注释、民族精神的承载，有些还隐约留下了历史的擦痕。抒发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一经流传便融入主流话语，但信手拈来的珠玑小品，往往更能彰显作者的天性真情。也因此，当我们站在艺术家的小件佳作前，总会感到扑面而来的温热气息，仿佛汗泽与呼吸，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和蔼，那么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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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信札，一条题签，一张扇面，一枚便条：“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再比如张大千亲笔开出的菜单：“姜汁鸡去骨、嫩苜蓿炒鸡片……”人情世故，音容笑貌，风土人情，时尚潮流，砚边余墨，耐人寻味。

尤其在书山乱叠的文人案头，笔墨纸砚、水丞砚滴、镇尺臂搁、笔架印盒……犹如万水千山的铺陈，涌动着云蒸霞蔚的气象，给青灯黄卷的笔墨生涯平添了不少情趣，恍若雪压青松时款款飘来的一抹暗香。

在书画家眼里，文房用品应是曲径通幽、漱石枕流的极妙载体，可咏、可志、可书、可画，因其逼仄而一逞剑走偏锋之凌厉，因其峻峭而一展猿臂轻舒之矫健，论及材质，又因金、玉、石、角、陶、瓷、竹、木等各显媸妍，须借助丹青妙墨赋予它们诗情画意。

刻铜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也是中华文明园圃中的奇葩。铜刻源自錾花，发轫于青铜器时代，源远流长，幽光熠熠。最早的铜刻可以从青铜彝器的铭文中一窥奥秘，唐宋以降，以铜治印逐渐式微，但以绘画为底本的铜刻艺术如铜板、铜牌、佛像等样式随之问世。它们多为线刻，挺拔而隽美。

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为世界奉献了许多开创性的生活器具，又因在关键时刻吸引文人的热情介入，移诗词书画于器物之上，注入了精气神韵，提高了文化品位，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物以人贵，人以物传。比如紫砂壶、家具、刺绣、玉器等，就因为有了金手指的“点拨”而成为独特的艺术品。

刻铜艺术发展到清末民初迎来一波中兴，刻铜艺术以墨盒、镇纸等文房用品最为常见。文人墨客借此来勾留一种文化生态和心情，在心底与外来文化进行轻微而坚贞的抵抗。因为刻铜器物与文人目光对接，朝夕相处，手摩心驰，偏能寄托志趣，怡性悦情。所以文人书画的刻铜，经艺人匠心的再造，在方寸曲直之间，完成心心相印的对话，使原本寻常的工艺品“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升级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文房雅玩，其文化含量远远高于西方的墨水瓶、鹅毛笔和裁纸刀。

陈三立、傅沅叔、袁寒云、陈师曾、姚茫父、齐白石、陈半丁、溥儒、吴待秋、吴湖帆等艺术大家的积极参与，推动了刻铜艺术的发展，甚至连梁启超也与姚茫父有过一场无声的“二重唱”，用他的如椽之笔在方寸之地尽兴挥洒。一首小诗、一句隽语、一叶小舟、一椽茅屋、一拳丑石、一剪寒梅，文以载道，诗以畅怀，清隽飘逸，回味无穷，为这门亦小亦美的小众艺术增添了勃勃生机，茂朴雅意。今天，刻铜文玩在艺术市场上不再孤芳自赏，回望先贤，重返墨池，也被青年一代书画家供养在案头。最能衡量其价值的就是与士林的缘分深浅及所体现的美学价值，简而言之，即为历史性、艺术性和珍稀性。

浙江海宁刻铜艺术家孙梦臣先生，早年潜心研习书法绘画和篆刻，有着扎实的笔墨功底与审美修养，从事刻铜艺术也有十余年，从摹刻近现书画家作品入手，得窥堂奥，勇于精进，不懈努力，成绩斐然。十几年前初试啼声，与著名画家韩羽、武怀一等合作过数十件作品，别开生面，神清气爽。后与浙江画院数位书画家合作十分和谐，与浙江画院姚晓东的珠联璧合，助他渐入佳境。近年来，梦臣与韩天衡、刘一闻、陆康、徐云叔、陈茗屋、裘国强、周柬谷、何兮等海上名家合作，桃红李白，气象一新，集腋成裘，蔚为大观。

身为江南人，孙梦臣个子不高，身板单薄，像个白面书生，但他的腕底功夫相当了得，两三寸长的小钢刀自己打磨，用起来得心应手，鼓风聚云；镌刻时需要手臂、手腕、手指的通力合作，在体现大写意效果时才需要借助小锤子有弹性地敲打。他深切体会到：一件合格的刻铜作品，绝不是简单的临摹或刻凿剔刮，既要忠于原作，又不能淹没刻铜艺术的本体性，运刀贵在稳、准、狠，线条贵在健、厚、重，效果贵在发散文人气、隐士气、金石气，着力抵抗、消解刻板的匠气和冷淡的、光滑的、机械的“塑料感”。在操作中，必须做到刀法听命于心法，心法与刀法的融会一体，才能力发于腕而传递于刀，刀入铜则力施之于线条的点划及虚实。一笔一画、一石一木、一枝一蔓，都得借用得体的运刀和手法，让线条充满张力、动感和饱和度，唯有如此，才能完成作品的二度创作，展现妙墨神韵。所以，刻铜艺术应该是笔与刀的“合谋”，是艺术家之间气息相通、心有灵犀的“探戈”。

刻铜艺术因为有传统文化的深厚背景，使我们在欣赏之时，情不自禁地陶醉于一字一句、一草一木所承载的诗情画意，感动于中华民族的道德力量和人性光辉，它们如明灯一般照亮着诗和远方，还有游荡于苍茫之间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