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的《逍遥仙儿》围绕三个家庭的育儿征途、勾连出一幅当下北京众生相，呈现出各家的欢喜哀愁、更揭露了个体在繁复的都市生活中进行自我确证的惶惑。故事发生在北京北五环外一片集中了商圈、“牛小”、天价学区房的“新贵之地”，也正因其“新”，方才汇聚了形形色色、身份各异的众人；剧变后的聚集让人群之间的区隔愈发彰显，人们身处其中，总是不断在他人的映照下思索自己究竟是谁、又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属于人群或背离人群。而在经历了自我体认、自我确证的挣扎之后，人们发觉了返璞归真的温情可能，这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在繁复人间活成“逍遥仙儿”的理想状态。

回到故事的开头，一群即将“瓜熟蒂落”的中产准妈妈正集体接受高雅音乐的胎教熏陶。此时她们肚里的孩子本应像二手玫瑰歌曲中所唱的“天上逍遥的仙儿”，却在尚未“落入人中”之时就被裹挟进人间的“内卷”；而等“逍遥的仙儿”刚一诞生，就又得马不停蹄地亲自参与进“鸡娃”浪潮里。这篇小说就从这个看似荒诞、却又在当下的生活经验中显得无比合理的胎教场景开始，在此后的篇章中持续呈现着对孩子的极致培养。身为影视界人士的庄博益夫妇和分别担任编辑部副主任、互联网创业人的苏雅纹夫妇，无疑就是在这样的育儿焦虑中敦促着庄芽芽和斯坦利走上“赛道”，一步也不敢落后；与之截然不同的是“野蛮生长”的王大莲一家，他们是因城市扩张、骤然吃到拆迁红利的暴发户家庭，王大莲不多时日就从买游泳馆单次体验课的保洁员变成了按“扇”论楼的富婆，她的孩子则戏剧性地与一路领跑的斯坦利们成了同窗。

人生的“大起”将王大莲与庄博益、苏雅纹等人置于一处，她希望在新的人生区位中被他人接纳、尊重，更对孩子脱离原生阶层、跃入知识者序列抱有朴素而热烈的憧憬。小说主要的一条故事线就围绕着以这三个家庭为核心的课外补习班的兴衰与转移、围绕一场场家校危机的化解而展开。由王大莲又串联起小说的另一条线，那便是王大莲父亲、吃播网红“道爷”和导演庄博益合作拍摄纪录片的故事。由此，一片各式人物济济一堂的世情江湖诞生了，新生活、新圈子对于众人而言——尤其是王大莲、“道爷”等人——意味着崭新的生命体验，小说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之下，展开追问：“我是谁？我和他人在何种意义上站在一起、又在何种意义上不同？”而这也是石一枫书写这篇小说的现实源泉的投射——

【资料图】

“北京北部那块地方，这些年的变化使得穷人乍富，又把富人榨穷，使得很多人临渊羡鱼，也使得很多人缘木求鱼，社会经济的巨变伴随着文化认知方面的错位，这种独特而普遍的大环境，很适合讨论我所感兴趣的话题”；“北京海淀区北部那么一块特殊的地方，将我的胡思乱想与切实观察合流在了一起。高知人群涌入带来的经济增长，拆迁与房价高企带来的财富爆炸，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杂居，中产阶层确实存在或被制造的焦虑感，互联网改变生活的利与弊……这些问题最后又都可以归结为人的自我认同问题。”

用小说中的话来讲，那便是——

“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改变命运，但对有的人来说，命运改变的速度却连他们自己都始料未及。”

错位与惶惑构成了世情江湖中的暗流，多重意义上的人群区隔继而错综复杂地影响着人们的自我体认。无论是王大莲口中的“我们”与“他们”、“道爷”口中的北京人与外地人、苏雅纹口中的“他们”与庄博益觉察出的“她们”，还是盘踞在不同逻辑层、社会面、年龄段、利益群体间的区隔，都愈发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环境的复杂。

小说中第一道区隔落在知识精英与知识底层之间。而这两者却又很难用传统逻辑下的精英、底层之别来界定，当价值标准变得多元，便很难在前者的知识财富与后者后发拥有的经济财富之间进行多寡衡量。小说让苏雅纹代表了典型的知识精英，王大莲一家则代表了曾经的都市边缘、知识底层。在她们之间，众人仿佛进行了一场天然的、毫不犹疑的“站队”——庄博益那身为影视制片人的妻子小张口中所言“我们”剥离了王大莲，王大莲也用“你们”主动剥离了自己；小张、苏雅纹等妈妈们以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拒斥着王大莲这个他者，小说至此似乎仅在呈现一种变迁下的戏剧人生，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群区隔事实。然而小说并不止步于此，作者并未将王大莲和“道爷”扁平化为一般暴发户的形象，而是进一步渲染了他们在骤然改变命运后的焦虑、尊严危机——

“不就是花钱嘛，只要有价签就好办，皆为囊中之物。然而烈火烹油，花出的钱还真像糖水一般，再一咂吧也没什么味儿。无独有偶，王大莲和“道爷”的眼神都黯淡了下去，那是狂欢之后的落寞，是饱食终日的凄凉，却比实实在在的穷困更加噬心蚀骨。”

当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后，王大莲和“道爷”便进一步探求自我价值，尽管他们本人未必是出于丰饶精神生活这般目的。王大莲选择的策略是让孩子脱离“我们”、成为“他们”，“道爷”则借吃播事业充分彰显自己脱离土地后的闲不住，他们都努力以各自的方式在新的格局中找到自我归属地。然而等王大莲真正进入了曾经艳羡的“他们”的圈子、等“道爷”的现代化吃播事业渐入佳境时，仿佛他们又遭遇了“强者的危机”——王大莲被与“文明”“教养”伴生的副产品“作茧自缚”纠缠着，“道爷”在资本介入节目制作后经历声誉危机。小说若止步于此，仿佛仍然是在对曾经的都市边缘人的戏剧人生报以悲悯、关怀；于是，小说在后文就又借“六子”教育堵校门的家长、王大莲解决斯坦利上课难题的情节，让“他们”为“我们”上了一课，说明“我们”信奉的文明与教养未必行之有效，王大莲和“六子”等“他们”的处事方式更有智慧与分寸——此时，教育与被教育的身份调转了。石一枫就以这种调侃的、戏剧化的、又带有些“爽感”的方式，说明了一个事实：高知分子永远不要怀有无来由的优越感，毕竟那些所谓的“他们”在某些方面远胜“我们”、还可能在某个时刻给“我们”上一课。

小说中的第二重区隔落于北京人与外地人、或言老北京人与新北京人之间。这既是一种地域区隔，更是一种随着时间洗牌、北京这片土地先后被原住民和后来居上者占据的表征。此处代表充满干劲、不甘落后的新北京人形象的依然是苏雅纹，她随时妆容不乱、优雅自如，在家长群倾情畅谈平衡好事业与家庭的经验，经典款“巴宝莉”风衣永远熨烫平整、恰配她的身份又不过分张扬；然而这件妥帖的风衣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露出“磨旧的毛边”、直至“发黄发皱”，丈夫的事业危机、斯坦利的躁郁症风波带给她的狼狈也在一场火灾中彻底浮现，庄博益这才第一次见到苏雅纹的妆容乱了——但毕竟是“千塌万塌台面不塌”的苏雅纹，即使站在火灾后的废墟里，她身上的风衣也依然亮眼。小说正是借这些细致入微的碎片，拼凑出一个骨子里不肯低头、不愿认输、只接受自己主动选择的苏雅纹。新北京人意气风发、坚韧不屈，老北京的风采则尽数现在“道爷”这个地道食客的身上。在老北京“道爷”初登场的那一篇章，就交代了本地人与外地人明里暗里的互视不爽——

“‘道爷’做了个拿弹弓崩人家玻璃的架势：‘甭理这帮外地人。’

我也有点儿高了，嘿嘿两声，却见苏雅纹的脸僵了一僵。”

“道爷”洒脱又活泛，遇事直抒胸臆，只是这一举动落在苏雅纹这个外地高知的眼里就带有了些冒犯意味。自然，小说在大写特写老北京的“地道”之时，并非意在加深关于他们的刻板印象，反倒为“道爷”注入了一丝末路英雄的豪迈气势——

“我挑唆道爷：‘他们看不起咱们，您不得出来说道两句？’

再度事关‘他们’和‘咱们’之争，‘道爷’挑眉毛瞪眼，‘谁？他们丫敢——’而这时的‘他们’和‘咱们’，却又变成北京的原住民和外来者了。反正‘道爷’平时还一嘴一个‘外地人’呢，反正‘道爷’积攒下的那团邪火还一直都没处发泄呢，那么好，杀杀‘他们’的锐气，顺道为北京正名。”

庄博益正是因为挑起了“道爷”为北京本土美食发声正名的斗志、才推动了他的吃播事业更上一层楼。此时的“道爷”如同一个千军万马前横刀独立的战士，以一己之力握住行将逝去的旧日北京。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老北京的区隔虽然客观存在，却也被作者有意识地去除了高贵与卑微之别，他们都是在这片土地上认真生活的鲜活个体。

当老北京人的空间意味进一步引申为时间意味，便可发觉小说中设置的第三重区隔——前现代与现代；或者可以更准确地定义为传统仗义逻辑与现代公法逻辑间的区隔。这重区隔虽非浓墨重彩，却也为“道爷”、“六子”等人增添了一抹传奇性。当王大莲身陷地下补习班风波之时，“六子”、“道爷”先后前往派出所试图“顶罪”，这义薄云天的一幕让在场的人无不错愕，也让片警忍俊不禁，张口便是“这位爷……哦不，老同志”，接着只得无奈地向他们讲道理：“我们的宗旨是谁的行为谁负责，并不是随便拉个人就完事儿了”。这场闹剧离奇归离奇，却也昭示了这座城市的多元性——“道爷”之流秉持着前现代逻辑在现代化的北京城里“横冲直撞”，却也并未“头破血流”，这片钢筋丛林竟意外地流露出点滴温情。

将视线转回到家长们的江湖。小说中设置的第四重区隔在于“他们”与“她们”之间，这组区隔关系主要体现在苏雅纹对王大莲的“启蒙”上。作为一个“有态度、有风格、有腔调”的妈妈，苏雅纹在家长群里建设性地引领了改名潮、呼唤“优质女性的自我回归”；在王大莲与父亲“道爷”为半扇楼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置气时，苏雅纹又“启蒙”王大莲脱离父权压制，在苏雅纹口中，“他们”是爸爸、丈夫、所有男人，“我们”则是统一战线的女性同盟。小说显然无意将王大莲书写成出走的娜拉、也并不意图细细谈论性别议题，反倒是凸显了苏雅纹这个所谓“启蒙者”在整个事态平息中的“添乱”、“阻挠”，呈现苏雅纹的书卷气、以及王大莲身处其中的不得已。

地下补习班风波是小说重重矛盾的爆发口，也牵出了小说设置的另两重人群区隔。第五重区隔落于民间与官方之间。“双减”政策自是官方之举，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地下补习班则代表着民间声音。整个地下补习班的运转、直至被查都充满了荒谬感，老师与家长偷偷摸摸、孩子在暗中悄悄转移、扫课外补习班有如扫黄之气势；然而查处补习班老片警实际上也关心着外孙女的“鸡娃”事业，昭示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全体家长共同享有的朴素愿望，是那些构成复杂的“他们”绝无可能以外力力扭转的。小说设置的第六重区隔在地下补习班风波慢慢化解的过程中浮现而出，落于多数与少数之间。老片警查处地下补习班时指出庄博益们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然而当王大莲无从被追责时，庄博益这一补习班参与者却作为群众的代表补充口供、帮助完成案件的程序正义。小说此处的确意在表现双减初期、政策不明确造成的行事困难，但缘何群众中的多数就代表了清白、而群众中的少数就代表了有罪？其中自有迫于现实的无奈，但落在王大莲那里，却也构成了一种混沌的、难以界定的自我认知。

小说书写的第七重区隔落在大人与孩子之间。当天资聪颖、被给予厚望、却也过早活成了“小大人”的斯坦利被确诊躁郁症后，家长们联名写信希望他离开班级，而庄芽芽、“大”和“二”等小豆包们却对他进行着仗义保护。在孩子们的眼中不存在所谓的异端，他们愿意相信自己平日所见所感；而大人们则有诸多顾虑，并对一切证据怀揣犹疑。两种逻辑的碰撞凸显出孩童世界的澄澈，也显现出孩童成长中的自主见解、自我意识是何等容易被成人忽略。孩子的被误读、被裹挟、被催促、被填塞，在某种意义上指向了一种被推向极致的现代病症；而理解孩子、反思当下的教育问题，便是及时止损、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具备“救救孩子”的伟大意义。因此，这篇小说所书写的儿童成长可谓喜忧参半、最终召唤出了温情的结局。

在此七重区隔之上，有一人游走于其中，哪边都不靠着、又哪边都不背离，却也恰恰成了能够沟通各方、关键时刻站出来“扛事儿”的人——那就是庄博益。在石一枫极具魅力的飞扬笔触下，庄博益透露出亦庄亦谐的“蔫儿坏”，他自认流氓、自认猥琐、却又不失正义凛然，种种气质的融合有如在严肃文学的开篇引述二手玫瑰的歌词般迸发出奇妙的化学反应。庄博益既不精英又不庶民、既不正经又不邪恶、既不认死理又不随大流；他可以在文化圈贩卖“二重客体的多维呈现”、也可以和“道爷”“坐而论地道”，他从未衷心臣服于自己“浸淫”着的那套话语逻辑，反而对其报以戏谑、嘲讽、调侃、消解；他能帮王大莲辨析“你我”、也能在谈论苏雅纹时插科打诨“波伏娃的《第二性》”，连心事重重的斯坦利都敢于在这位叔叔面前吐露心声——正是这样一个不站队、不拘泥的人，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最多人的信任，弥合了繁杂都市中的重重区隔，实现了世情百态和谐共生的可能，更实现了个体自洽于其中的可能。

小说最后给曾经痛苦于自我确认的众人都安排了一场逃离、同时也是一场回归——苏雅纹一家离开北京回到家乡；道爷离开冰冷都市、在城市外围找回田园之乐；王大莲能当富婆、也能做回农妇，并且在经历一场都市教化后在其他村妇面前游刃有余地当起了“苏雅纹”；庄博益也希望孩子的生活能从充实变为平淡。在结尾处的华北平原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像那只逃离更衣柜、逃离商场、乃至逃离北京的充气小黄鸭一样，活成了“人间逍遥的仙儿”。而这或许也是小说题名《逍遥仙儿》的一种温情可能——返璞归真、做自己才是“逍遥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