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属于东南，与江南接壤，但文学界对于这块土地上的文学的了解，总是局限于个别人、个别领域。以舒婷为代表的福建诗人，以孙绍振为代表的闽派批评家，都是破圈的文学人物。近年来成名的陈春成、蔡崇达，可以说是破圈的福建小说家。边缘省域的文学，似乎只能靠破圈效应才能引来足够的关注。关注新南方写作，要特别关注这些作家何以能“破圈”，同时也要关注破圈效应背后更丰富的文学存在。本期关注福建文学，不仅要看福建作家新近写了什么，更想了解福建文学在哪些方面能更新我们对于“新南方写作”的认知。比如山海文明如何影响福建作家的写作，比如福建的部分作家如何对人性的内在进行深度解剖，比如福建作家何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营造寓言……福建文学有很多精神资源可供我们挖掘，它是一种宝藏式的存在。

——栏目主持 唐诗人

写作首先是自我陪伴

【资料图】

须一瓜 赵卓然

赵卓然：您的新作《宣木瓜别墅》关注到了家庭教育问题，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去写这样一部探讨子女与父母之间关系的小说呢？

须一瓜：家庭教育，是每一代人都绕不过去的问题。但是，到了这两三代——多子女的父母辈，和独生子女的代际冲撞，使家庭教育问题，以最普遍、最强烈的方式凸显出来。这个时代性的背景，算是契机吗？我只是一个尝试，我试着表达“爱”与“理解”的家庭教育中的指南意义。

赵卓然：《宣木瓜别墅》中，王卫国和楚光辉在子女教育上呈现出两种表现：一个为儿女筹谋安排，但方式蛮横暴虐，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甚至可以当众对孩子大打出手；一个尊重理解孩子，但在一些方面似乎有失妥当，甚至有一点儿“伪善”，10岁的女儿哪怕当众打他耳光也并不给予及时纠正。父母需要规范子女的行为，帮他们辨别好坏，分清是非对错，同时也需要注意方式的合理性。您觉得应该怎样平衡教育的严厉和温和呢？您在对待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有什么心得？

须一瓜：平衡点非常难。它不仅难在理念，还在技术策略。道和术，缺一不可。作为父亲的王卫国，作为家庭教育的主控者，他的认识和施教技术，和大部分的父母一样，乏善可陈；而楚光辉，他具备更科学、更人性的教育认知，有教育技术策略，他对被教育者的理解包容与接引，对被教育者而言，更具有影响力。有技术不一定就伪善，是这个“有技术”的人物，正好心地不纯。

对比这两个人物，在教育层面上，王卫国是失败者；在为人处世的道上，王卫国更具有人品的光泽；也不得不承认，严父孝子、严师高徒，严厉的教育，无论中外，都有杰出的成就。但一代人比一代人，更明白“教育”不仅是情感付出，还是有讲究有策略的付出，否则，可能就和教育目的相反；所以，为人父母不容易，如果你没有“教育技术”，你就是失败者。尤其当你面对的是个人意识强烈的、“特殊材料”构成的独生子女。小说里呈现的亲子关系的实质，是双向度的：不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关于理想的“爱的教育”，应该是认知成熟的、更具主导位置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包容与接纳。

我的家庭教育理念比我的朋友差劲多了。他们对孩子大地般的包容、耐心、充满启发性的陪伴，打开了传统家庭教育的天窗，他们正在试图回应这一代孩子的强烈呐喊。我就是羡慕，所以走近。

赵卓然：您的小说中有很多孤独的主人公，无论是《雨把烟打湿了》的蔡水清，还是《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中的羊又，以及《蛇宫》中的“他”。您认为孤独是人生的常态吗？我们该如何面对孤独？您怎样看待“享受孤独”这个概念？

须一瓜：孤独是人生最真实最普遍的状态。巴别塔盖不起来，表面是被打乱了语言，实质上是人心永恒的相隔。我们必须尊重也接受这个现实，很多人在努力突围，并成就了鼓舞他人、温暖自我的成果。但孤独犹如夜晚，每一天它必定在那儿。

要感谢孤独，也许正是抵抗孤独、人类开始了艺术追求，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艺术创造与艺术享受中，缓解一定的孤独感。事实上，人类的最高文明就是走向彼此理解。但太任重道远，很难。

“享受孤独”这个概念在我看来，排除掉有些人的矫情表达，真正能安于孤独、享受孤独者，是心智成熟、顺应天命的豁达与超越。

赵卓然：您笔下的不少人物都是以自杀结尾，人物的结局充斥着强烈的悲剧感和无力感。《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和欢最终驾着洒水车跳进了大海；《有一种树春天叶儿红》中的陈阳里抱着煤气罐爆炸自杀；《求证:我和奶奶用同一种血》中的赵以最终开枪自杀。面对人生的巨大荒芜与苦痛，一些人选择坚韧活着，忍受苦难，与命运“熬下去”，一些人选择向死而生，以死亡对抗日益膨胀的虚无与绝望。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两种方式？

须一瓜：对人生而言，自杀是自我终结，提交答卷，是实在做不了或者不想继续人生考题了。小说人物，也有自己的生存条件设定，它的个性、心理、环境际遇等等，如果人物没有更好的选择项，再也无法自我突破，那就把它当作人物的命运的自然链条，完结掉。

在我看来，人生就是一场考试。有人坚持到收卷铃响起，有人提前交卷奔赴坟场。两种方式，只要看到考卷具体内容，我都可能理解和给予尊重，没有好坏褒贬之别。生死问题上，所有的选择，都是勇气的一种。

赵卓然：“尾条记者，头条作家”成为外界长期认识您的标志，甚至成了一顶“帽子”。但除了错综曲折、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拥有复杂过往和创伤性经历的独特人物外，您也一直在书写普通生命的生存状态，比如《灰鲸》中对中年夫妇“疲倦感”的刻画，《小学生黄博浩文档选》中对小学生生活状态的描述等。可以谈一谈您自己的见解吗？

须一瓜：在我们报媒排版体系里，社会体面人物、体面部门的体面事，要放置在头版或者相应主题版的头条。这是新闻价值导向的姿态。那些自然灾害、意外事件、违法犯罪等不良新讯，都属于不体面的信息。我就是那种价值体系里，不体面的记者，这类稿子一般都放置在版面末端，所谓尾条。

头条作家的意思你懂，但那首先是文学舆论对一个新人的鼓励，并不是我一直在头条刊登小说。不是的。尽管当时是出了较多的头条，有一些影响，而且小说里一些罪案痕迹，似乎造了新闻版序的反——你看看，你的尾条在我这儿上头条了——其实，本质不是这些。所以，你说的这个“帽子”或者“标签”，我理解是一种便利指认。

新闻是有现场感的，而小说现场，永远在观察者的心里。那些罪案或者罪案风景，它往往只是到达心理现场的路径的一种。路径的风景不是目标的追求。当然，你要停在那儿，也没有人反对。路径的选择，甚至只是读、写口味变奏中的一环。对写作者如此，对阅读者也是如此。而路径，从来不可能只有一条。就看写作人的心事深浅与目标大小。我写了不少，也许应该说，我写了很多像《灰鲸》《黄博浩文档选》这样的“无案”作品，比如《海瓜子》《国王的血》《黑领椋鸟》《第五个喷嚏》《会有一条叫王新大的鱼》——它们在杂志上，也有很好的位置，但我不知道，这样的作品会不会让既有的“路径期待”的读者，感到郁闷——而对我而言，不论怎么走，我都在前面的目的地等你了。

赵卓然：当今中国已然进入了图像时代，在电视、电影、网络等各种视觉媒介的冲击之下，文学场域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最明显的特征便是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您怎样看待文字转变为图像这个过程？您觉得作家应怎样处理好与视觉媒介的关系？

须一瓜：读图，比读字轻松。因为，字的阅读一定伴随人更多的理解、想象与创意的付出。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作品就像半成品，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需要阅读者的实质投入。尽管逢高走高，逢低走低，瓜豆自得，但最终，总是读写双方合作完成的建设性闭环。

因此读图、影视，相对是轻松省力的，被动接受就好。符合人类的懒惰天性。我们能感觉到托尔斯泰当年的“文学绝望”：当时，他就认为电影“变换迅速的场景、交融的情感与经验”的强悍，“比文学更接近人生”。随着影视技术的丰富与强悍，尤其是电影艺术的成熟，托尔斯泰所言，只是更加真实而严酷。

在我有限的影视阅读经验里，总觉得有影视鞭长莫及的人类隐秘层面，那是非文字无法抵达的彼岸，人类精神领域的细微孤绝，只有幽灵之笔才便利抵达。这是文字的高级骄傲，也是文字阅读者的骄傲——事实上，我现在还认为，文学对人的全面滋养，比其他艺术，更丰富更开阔也更细致入微。文学阅读者的人生，也许要更老练一点儿。

但文学也不能太目空一切，影视作品越来越成熟，它对人类精神层面的扫描、精耕，似乎正被那些充满文学背景的导演、创作团队插上占领区的旗帜。有些电影，看完会怅然若失、陷入自我怀疑，那我们还需要文学作品干什么呢。电影，也许就是小说的刺客。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如何旗帜鲜明地回答你。

赵卓然：您的作品中经常会有大量扎实的经过考证的细节，作为一个“细节控”，您如何平衡细节的书写和叙事的紧凑？

须一瓜：你这个问题，问得应该会让很多写作者有共鸣。很多人迷惑细节，喜爱细节，是深知细节的魅力。我会留意观察并谨慎使用好它，在你眼里，我看起来像个细节讲究的人，但其实，只是因为胆小。因为，好细节是作品的光华所在，但坏细节出卖品质。

我看过为细节而细节的作品，它们甚至成了“耀技”般的存在。这个，你要承认把细节像珍珠一样撒满作品，真的是一种奢侈才华。但是，我们读者还是希望看到细节的大局意义。仅仅是满盘细节珍珠闪跳，它背离文学主旨。我想，我没有那么奢侈的才华，又总怀有射门意识，所以，细节与叙事节奏，相对好驾驭一点儿吧。

赵卓然：我发现您在作品中经常会使用倒叙的手法，先把冷酷的结果直接展开给读者看，然后再对过程中发生的细节、人物的心理变化等进行细致的刻画。于是读者的情绪从最开始的恐慌不安到最后的释然理解，而本来板上钉钉的事实在娓娓道来中仿佛也变得精致模糊。这是您的故意为之吗？您自己是怎样看待这种艺术技巧的呢？

须一瓜：20多年来，写了短篇、中篇、长篇几十部（篇）作品。你说的那种情况，一定有。对具体作品来说，肯定是我认为那样是最合适的。其实很多小说，找到开头，甚至第一句话，是不容易的事。邀请读者开始一段文字旅行，并且维系黏合度高的陪伴，是很多写作者的追求。所以，你说的那些处理，是我——至少在写作时，觉得是合适的出发。

艺术技巧，应该大多是作品之后更聪明的外人的总结。在我的理解里，说到技巧，我觉得手艺人一般是“直觉”比较敏锐——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敏锐，但可能他们比较自信，可能的自信，就能把敏锐进行到底，甚至很霸道地完结。世上肯定有技巧，技巧润物无声地滋养玲珑心。不能模糊它的存在，但对在行进中的手艺人，技巧的表达式就是：找到达到目标的最短距离。这就是技巧。而“最短”需要非常繁复的阐释。

赵卓然：最近几年，关于“新南方写作”是一个热门话题，您的作品常常作为“新南方写作”的代表作品被例举。您会去关注外界对您的评价声音吗？比如读者反馈或是文艺评论，这些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须一瓜：年轻的时候，想着写出能陪伴历史的东西，后来，意识到作品能陪伴同代人就好，再后来更老了，就明白了，写作首先是自我陪伴。所以，面对外界的评价，心态会越来越松弛。也留心作品的反馈，尤其珍惜有启示性的声音，一样会去琢磨思考、印证、拣选，不断自我解析，汲取教益。

关注外面的声音，一定会对写作有影响。如何在各种声音中，汲取教益，扶助自己的目标，需要特别的重心。

赵卓然：写作对您来说是一种具有使命感的事情吗？

须一瓜：不是。随着时间与阅历累积，我越来越审视出我不是。很多人可能是有使命感。我不这么想，是因为我知道那些更优秀、更卓越的生命，才配得上使命感。此外，与才华、运气不相匹配的使命感，只会收获额外的尴尬与疲惫。让记分牌归老天掌管吧，我就负责种地吧。

赵卓然：您在写作过程中会遇到艰难的地方吗？还是说您是一气呵成的风格？

须一瓜：当然。会遇到，而且一直找不到突破口，它需要你更多的琢磨与思考。所以，一气呵成和屡败屡战都有的，前者是灵感犹如老鼠，准确掉进你的写作储蓄米缸。后者是，你虽然获得了一个美妙种子，但挖空心思一直无法找到最合适的土壤。

赵卓然：您会经常回读自己的作品吗？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字您会有怎样的感受？

须一瓜：不常。很少回头。因为回头了就像看照片，满意的少。

赵卓然：您觉得成为作家的前提和重要条件是什么？

须一瓜：成为作家——热爱+全力以赴支持自己的热爱。成为大作家——热爱+天赋。

对谈者简介：

须一瓜 ，著有《淡绿色月亮》《提拉米苏》《蛇宫》《第五个喷嚏》《老闺蜜》《国王的血》等中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太阳黑子》《白口罩》《双眼台风》《甜蜜点》《致新年快乐》《宣木瓜别墅》等。获华语传媒大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百花奖奖，及郁达夫文学奖。多部作品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其《太阳黑子》改编为电影《烈日灼心》。

赵卓然，厦门大学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