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梅峰

(资料图片)

2016年末，许鞍华导演有个电影项目想请梅峰老师担任编剧，那时，梅老师的导演处女作《不成问题的问题》刚从东京国际电影节载誉归来。梅老师做编剧时，曾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的殊荣，转型导演亦大获成功。他能否再为其他导演写剧本？同时，在各种电影项目的PPT上被署名拟邀监制、编剧或导演的他是否有时间参与？忐忑中，我请朋友帮我加上了梅老师的微信，说明来意后，我把项目的文本发给了他。

一周后，跨越了2017年元旦，我与梅老师初见在他的工作室。工作室的定位是一家名为“桃丝”的主题酒店。在中关村被居民楼与餐厅包围的深巷中，酒楼霓虹招牌闪烁的光几乎淹没了夜晚九点的万家灯火，三四层高的桃丝酒店独门独院，梅老师的工作室就在院子里加建的一个两层小楼上。在桃丝酒店门前那暧昧的灯光下，伴着隔壁酒楼包厢里传出的喧闹，我攀上铁皮焊接的楼梯，敲开工作室的门：宽敞大厅左边墙上一个白色投影幕布，右边一排书架，与之对应的是两组灰白沙发，大厅的素净、梅老师迎客目光里的温润，成为那个冬夜的本色。

在这个工作室里，我看了《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完成片，安排了许鞍华导演与梅老师见面。梅老师说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他曾写过分析许导代表作《客途秋恨》的作业，发表在北电学报上；七旬高龄的许导聊到她钟爱的日本导演成濑巳喜男的《浮云》。梅老师是很好的倾听者，在耿直强悍的许导面前，他有学生的谦逊与学者的淡定。

仍是在那个工作室，我听梅老师聊了他一直钟爱的于晓丹的小说《1980的情人》，也见证了小说如何成为电影剧本《恋曲1980》的过程，感受到梅老师作为导演投入到新的创作时那种专注与坚持。因为这部影片，我与梅老师有了中关村之外的区际之旅，海淀与朝阳间的一次次往返，我们希望能为这部影片找到更充沛的投资。在一回回没有结果的面谈后，我意识到影视界投资气候骤然的降温已至，那是2018年夏天。

忘了我最后一次去桃丝酒店小院中的那个工作室是哪一天，当2023年2月相约这个访谈时，梅老师说那个工作室已经不在了，三年前的那家投资公司也注销了。这三年，他完成了第二部导演作品《恋曲1980》，其余时间主要投入教学工作。在忙完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本科校招后，他和我相约在亚运村的一家茶社。我迟到了十分钟，大厅服务员一见我便问是找梅老师的吧，我迈进包厢，茶已沏好，梅老师如六年前初见时那样，只是白了头发，润了脸庞。

淡淡的烟丝围绕着久别重逢的万语千言，两个多小时的畅谈后，茶社外已是晚高峰的车水马龙。梅老师说当年他来到亚运村时，这里还是条土路。我们边走边聊这条路上二十年的变化，意犹未尽，十字路口亮起的红灯让我们停下步履，我们面对夕阳，一阵春风随着人流正向北而去。

梅峰在他的导演处女作《不成问题的问题》拍摄现场，电影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

文学与电影是相通的

杨劲松：

梅老师刚结束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校招考试，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艺考”。听说北电文学系今年是最后一次举行单独校招了，2024年起，北电文学系将直接以高考分数录取填报志愿的学生。

梅峰：是的。2005年我首次以主任教员的身份带本科班，到今年作为文学系分管教学的副主任参与和负责校招考试，已经有18年了。我记得2005年文学系校考初试题目是写影评，看娄烨电影《苏州河》后三小时内写篇文章。高中毕业生写电影分析与评论，几乎没有能让你眼前一亮的，只要文字流畅就符合要求了，字不能太潦草，行文不能太飞、太离谱。复试题目是命题写作，“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这一关主要看考生的构思能力，不管是用熟悉的生活做素材，还是用虚构的想象力行文都可以，主要考察考生的架构能力。最后的面试是见考生本人，我们文学系传统就是考察阅读量，以及文艺方面的爱好等。2005年的考生一般回答里谈论的是当年的流行文学，也有名著，都是纯粹出于自我兴趣的选择。几乎每位考生的回答都挺有个性，他们与今天的孩子差别特别大，因为没有艺考商业化的污染。

杨劲松：

这很难得！我三年前曾担任过一所艺术高校的戏剧文学专业的面试考官，绝大部分考生关于“自己看过或喜欢的小说与电影”的回答基本都是一样的。我很惊讶，一了解才知道，这都是社会上培训考生的艺术考试机构教出来的所谓标准答案。

梅峰：是的，今天的艺考生基本都是重复性回答，爱看的电影就是那几个人的电影，读过的小说就是那几个人的作品，年年如此。商业化艺考机构把孩子们都给祸害了，文学系取消校招面试是件好事。

杨劲松：

艺考培训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是覆盖全国的庞大产业王国，就像一张潜网，把高中生的艺术素质个性以及他们对艺术高等教育的需求给异化与束缚了，可能还滋生了行业腐败。彻底取消校招面试，这个行业或许就会消失了。

梅峰：我们看重的或者说考察的还是考生们的一种独立学习的能力和获取的知识量，以及按他们自己真正的兴趣去做的选择。只要是好苗子，你跟他一交流，肯定知道他与那些艺考机构没关系。出于兴趣自发去看片、读小说，是自主性的不是机械的，当电影与文学已经变成他的一部分，装是装不出来的，这些孩子才是最珍贵的。他懂不懂电影，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不作为一个衡量指标。高中毕业后你选择来电影学院就是因为有学习电影的兴趣。另外除了文化功底，交流性也特别重要，你不能是闷的，不愿意跟人说话，或者不敢正视跟人交流。专业地学习电影是接下来四年才干的事。其实，这些年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门槛还是很高的，通过我们校招这一关后，考生文化成绩要达到当地一本线的95%，这意味着500分以上才能进入我们文学系。取消校招，有好处也有不确定性。好处在于，按高考成绩录取，是在全国范围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考生，这会明显改变一个事实，高考高分的好学生会更多。而高考成绩好的孩子是会学习的孩子，在课堂上的参与性与互动感明显很好，大多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只要他坚持自己对电影的热爱，只要他珍惜进了电影学院的这个机会，只要学习有主动性，不管是写剧本还是做理论，我不会给他设区别与标准，他肯定有未来成才的空间和可能。

杨劲松：

今年参加你们最后一次校招的这届学生很特别，他们高中三年正好是疫情三年。

梅峰：他们都是2005年左右出生的孩子，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数字技术带来的生活视野特别开阔，表达自我、描述一件自己熟悉的事情或者评介一部电影，他们相对都非常自信，优秀的孩子知识面很广。这三年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好像不大，我们今年写作的命题是“疫情三年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我想你们就天马行空去写吧。我不想一上来就考他们的剧作结构、剧作能力，我觉得对高中生是不能有这种要求的。就是给他们熟悉的空间，希望他们能够表达得更自然。

杨劲松：

很特别的一届考生，参与并见证了北电文学系最后一次校招面试。假如让你重回18岁去考电影学院本科，你会如何阐述自己在文学与电影上的阅读与见解？

梅峰：我肯定不会说我已经读过《红楼梦》并热爱曹雪芹，因为我在大学时才看《红楼梦》，也是到了大学才能看懂。我最早接触的中国文学其实是《三言二拍》。小时候不知道小说是怎么回事，家里有书也不爱看，母亲在二轻局做会计，常给我讲《三言二拍》里的故事，吕洞宾啊，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啊，到了高中看到《三言二拍》书的章回标题时才知道我妈当年在家说的原来就是这些故事。我父母是1965年从浙江湖州到内蒙古，我是1968年在内蒙古出生。父亲原来在建筑公司，后来到了乌兰察布市的电影公司做经理，他一领工资就到新华书店买书，家里摆满了外国小说。我印象最深的是，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小说封底部分有个括号标明“内部读物”，这些都是从新华书店买的。

杨劲松：

那真是一个全民阅读的文学年代。

梅峰：其实我是读高中后才开始进入文学阅读的全新世界。我那时喜欢狄更斯小说，是社会画卷，讲述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位置。其他印象深的都是女作家的作品，我读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就像中了魔一样，沉浸在视觉的想象中，一种精神性、情感性的私人体验，读夏洛蒂的《简·爱》也是。我还读过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康素爱萝》。

杨劲松：

乔治·桑是法国最杰出的女小说家，是巴尔扎克时代最另类与多产的作家，《康素爱萝》是她的代表作,也是十九世纪最出色的小说之一，描写一位女歌唱家生涯，对于音乐的叙述很精彩，堪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媲美。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康素爱萝》中文版。

梅峰：是上下两本的长篇，我是在图书馆卡片检索里偶然看到，借出来一看，好看。今天来看，《康素爱萝》是超现实的世界，很偏门。文学对我的青春产生了强烈效果，带来的是美妙的感受，影响了我大学选择报考中文系。1986年我考取了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拉出书目单，文学史课程要求的阅读让我们着重看文学的风格与流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化通过书籍涌进中国，文学只是一部分。那时候，我在北京读了大量现代主义与欧美文学的书，记得假日到中关村，满大街都是书摊，萨特的《存在与时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性学三讲》、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图书的盗版都当流行读物在地摊上卖。

杨劲松：

现在很难想象当年的地摊上都是这样的书！

梅峰：国关中文系四年的学习，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的成名作《穷人》，还有《罪与罚》《白痴》《群魔》，是文学在社会学、心理学与宗教哲学上的照耀，令人沉浸。《卡拉马佐夫兄弟》完成了文学本身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塑造精神的轮廓。这些作品是我在大学时代最重要的文学收获。

杨劲松：

大学时，你开始接触欧美电影。

梅峰：我在国家图书馆影像资料室拉片发现了英格玛·伯格曼的《假面》，在拉片室卡座上，我看完很震惊。接着就在图书馆专门找《世界电影》杂志，在这本杂志上我阅读了每个时期经典电影的中文翻译剧本。我们国关所有的外语课资料也都是剧本，我们口语与听力教材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每周头两个晚上七点，电教室会放映美国电影与电视剧，我第一次看好莱坞经典影片，比如科波拉的《对话》，就在外语教室。有一回，美国外教给我们放《印第安纳琼斯》，他带的录像带的制式可能与我们电教馆放映设备不匹配，放出来变成黑白的了，看得我目瞪口呆。国关离北京大学近，北大三角地那里当年有电影院、书店和公示栏，我在公示栏里找北大电影社团的放映预告，我第一次看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就是在北大电影社团的小教室里看的录像带。我在三角地那家电影院看了两场法斯宾德的《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大银幕胶片放映，不是免费的，看完一遍不过瘾，又买了一张票再看。

杨劲松：

好电影是有这样奇幻魔力的，也是难忘的。

梅峰：刚才提到我父亲曾是电影公司经理，20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经典电影开始复映，陪伴了我的少年时光。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印象都很深，当时就觉得电影是有魔法的。我那时看完谢晋的《红色娘子军》后，吴琼花被囚的水牢，还有红莲床上的木头人“丈夫”，都成了我的噩梦。我那时很小，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只是觉得恐怖，觉得电影的世界与我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

杨劲松：

到了你的大学时代，中国电影已经开始走出国门了。

梅峰：印象深刻的有很多。谢晋《芙蓉镇》是在国关大礼堂看的，张艺谋《红高粱》刚获奖时，我们到北京电影学院教室看了录像带。那时候，我快毕业了，对自己的将来充满了忧虑与不安。毕业后，我回内蒙古做了公务员，一上班就被派到海拉尔锻炼一年。到了海拉尔，从我的办公室走出来就是大草原，蓝天白云的那种辽阔中，有一条从南往北流向俄罗斯的伊敏河，大河奔流，天高地远。亲近大自然的那一年，我常想到乔治·桑、勃朗特三姐妹等欧洲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体会到对于这些艺术家而言，自然是滋养她们心灵成长的土壤。一年后，我回到呼和浩特，开始了朝九晚五的公务员生活。有天我发现单位附近开了家录像厅，从单位骑车过去只要十分钟，放的是激光投影，效果太完美了。对我后来影响很大的《蓝》《白》《红》《钢琴课》《辛德勒名单》等经典影片都是在这个录像厅先看到的。到了周末还会有午夜通宵场，连放四部，我看了大量垃圾的好莱坞B级片，包括那些恐怖闹鬼的，才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电影。那家录像厅是我做公务员工作之余的最好享受。我还问过录像厅老板，这些影片你从哪里弄到的啊，他说我一个月就去一次香港，一次带一批，够放了。

杨劲松：

这个录像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唤醒了你的电影梦。

梅峰：1993年以后，人心是浮动的，我从《大众电影》杂志上看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招收研究生，我觉得生活有了一种新的可能。1995年，我考到了北京电影学院。一进北电，首先补四年本科的电影史，给我们一个片单，像进入文学系时给的阅读书单那样。学完电影史，我才懂得以前看的那些好电影经典在何处，比如雷乃的经典为什么能在现代主义开端的历史位置上。

杨劲松：

大量阅读后的专业归纳与提升，很像你从高中读完大量欧美小说后进了中文系对文学史研学后的醍醐灌顶。

梅峰：文学与电影是相通的。读完中文系，你起码知道文学的风格和流派，学电影，也是从电影史的系统学习中看所谓的作者性与美学意涵。我们一说电影的文学性，理论界就要争论打架，电影本体论强调电影跟文学没关系，电影不能依赖文学，这种说法不太成立，因为文学与电影都是以叙事性与故事性作为前提的媒介。

电影编剧是个苦职业

杨劲松：

1998年，你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文学系教师。从文学到电影，理论研究的同时，你进行过剧本创作吗？

梅峰：读大学时，我写过几个短篇小说，几个有舞台形式感的独幕故事。电影剧本写作是从与娄烨的合作开始的。那是2001年，中央戏剧学院徐枫老师办了第六代青年导演作品展映周，在中戏一个不大的教室里通过录像投影看了娄烨导演的《苏州河》。我感受特别强烈，之后通过徐枫介绍认识了娄烨。娄烨是北电85班的，比我高一级，算是同代人。他拿出几张纸，上面写了我们那代人大学校园的一些事，你说你看看有没有兴趣写个剧本，我说挺好的啊，那就试一试吧。

杨劲松：

电影是导演的文本，娄烨是作者化色彩很强的导演，以前都是他自己做编剧，你后来成为他的“御用编剧”，这种创作上的默契很难得。

梅峰：与娄烨导演合作有个习惯，我们会隔段时间碰一下，确定故事方向、搜集素材、做剧本结构。两三个月碰一次，看剧本、讨论，是有种默契。剧本的最后那稿，一般都是娄烨确定，他说哎呀剧本可以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的编剧工作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他带领剧组投入拍摄，我说娄烨那你好好去发挥吧，我从来不跟组拍摄，直到他将影片拍完并剪辑完成后，他的电话才又打来，他说梅老师来看看吧，我们讨论讨论。到那时，我才知道我的剧本被拍成的模样。我们的这种工作方式坚持了18年。

杨劲松：

从你的剧本文字，到导演最后呈现的影像，应该是有差异的，你会接受这样的变化吗？

梅峰：完全接受。1994年，我在准备考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时，看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电影剧作集里的剧本《广岛之恋》，当年没机会看到这部电影，看完剧本后，就在脑海里按我的想象过了一遍。没想到那年我考电影学院的“影片分析”，考的就是《广岛之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突然发现阿伦·雷乃导演的这部经典跟我脑海里想出来的完全是两个东西，那种感受太强烈、太奇妙了，原来电影是这样的。

杨劲松：

导演的风格与魅力也是电影的灵魂。

梅峰：《春风沉醉的夜晚》原剧本名叫《传奇》，就想写一个很传奇的北京市井故事，场景都是海淀区，知春里，还有后海，写完后我直接把文学本给娄烨了。原剧本是两条线，谭卓与黄轩演的姐弟那条副线最后被导演拿掉了，拍摄地也从北京改到南京。这是从剧本到成片变化最大的一部。这部影片2009年去戛纳参赛时，我带的本科班正面临毕业，是把关论文的关键时刻，制片人耐安说梅老师我们一起去戛纳吧，我说去不了，你们去吧，希望你们有好结果。

杨劲松：

没想到那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将最佳编剧的荣誉授予了你。

梅峰：那是对整部影片的肯定。制片人耐安有一种特别有效率的工作方法，我和娄烨一到创作阶段，她就放手说梅老师我不管了，你跟娄烨好好去探讨吧。从来不以制片人身份开剧本会，这是耐安了不起的地方。娄烨是艺术家，她把外围打造得像铜墙铁壁一样，把娄烨保护起来，让导演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娄烨对影片的后期剪辑要求很高，一部影片可以剪出很多种不同版本，几十遍几十遍地剪。《紫蝴蝶》后期时，耐安从上海回到北京，请我去看新剪的一版，我问是第几版，回答说是第七十版了。

对谈者简介：

梅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电影编剧、导演。编剧作品《春风沉醉的夜晚》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编剧与导演的《浮城谜事》《不成问题的问题》等影片先后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等获奖，著有《东方视野中的世界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从老舍小说到梅峰电影》等论著。

杨劲松，一级编剧，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理事。在《我们天上见》《地久天长》《芳华》《江湖儿女》等电影作品中任策划，剧作多次获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奖，著有非虚构文集《你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