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西蒙:书写城市的难度与现实可能性

2023-07-06 22:06:41 来源:《青年文学》

相比中国的城市化在现实层面的飞速进展,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似乎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如果从所谓“文学反映现实”的维度来看,中国的城市文学的“黄金年代”确实也该到来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积累的大量城市文化生态与生活经验,应当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得到呈现。但是,在现实中,城市文学的经典作品还很少,某种书写城市的范式也未形成。当然,这也是探讨城市文学的趣味所在:它是一个正在生长的新领域,可以成为不同书写的试验场。

描摹现实vs“脑洞”书写

虽然很多作家生活在城市,也有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但相比乡土写作,城市写作的难度更大。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城市文学背后的素材与经验,往往是过于个体化的,这导致城市文学难以形成所谓“共识”,甚至连相通的读者圈层都没有。在各自熟悉的领域耕耘的作者,对应的读者,往往也是“小圈子化”的。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书写城市远比书写乡土不容易,也更难引起读者的认同与共鸣。在那些经典的乡土文学中,不论是高密东北乡的沸腾与野性,还是黄土高原上的坚韧与抗争,或是沿海小村的凋败与萧瑟,它们的文学风景或许是不同的,但乡土叙事中的生活经验和思维方式却是差异不大的。熟人社会、贫穷困苦、野蛮与文明的交织……这些“经典元素”在大多数乡土文学中都有,乡土作家的创作风格或许不同,但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具备的生活经验,却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很多读者可以在经典的乡土文学中找到熟悉的感觉,这也有助于作品的传播与经典化。

可是,城市文学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复杂多变、模糊不清的世界。就以书写北京为例,虽然不少作家在尝试塑造一个“文学的北京”,但面对纷繁复杂的世事,我们并不具备相似的“情感结构”。北京的高墙大院里的居民,金融街上的大亨们,就与在五环外的城中村里的打工族,拥有迥异的生活经验。即便同属于学生,家庭条件优渥、就读于私立学校的本地“二代”群体,与在应试教育中艰难熬出来的外地寒门学子,也很难有什么“共识”。如果城市文学只书写其中某个特殊群体的故事,呈现某种孤立的“情感结构”的话,恐怕很难获得多数读者的认可。这正是城市文学看似不少却难出被多数人认同的经典的重要原因。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城市文学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应该是现代性的助推者,但在现代性的不同维度上,文学的呈现方式也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文学”这个概念就颇为吊诡,十分含混,它更像一个无比硕大的筐,可以将各种元素和情绪装进去,比如买房、租房、婚恋、求学、创业等元素,以及孤独、焦虑、苦闷、迷惑等常见情绪,都是城市写作的常见表征,它们会让人产生一种“晕眩感”,甚至不知如何用特定的语言描述。其实,这正是现代性的体验,它从根本上不同于乡土体验,也对写城市的作家提出了巨大挑战。

有两种常见的城市写作方式,一种是简单地描摹现实,作家把城市文学当成对现实社会的复刻;还有一种是脱离现实,作家处于“脑洞”大开的状态,全凭想象力去表达,任性驰骋在虚构的世界里。这两种写法各有利弊,但都没能解决上述城市书写的难题:现实主义文学绝不等于对现实的“拍照”,而虚构的故事,也不应该仅仅是形式或要素上的臆造,它们都不能真正表现城市生活的复杂症候,处理城市经验的多元可能性。

前者的问题在于,过于注重“讲故事”,而缺乏“文学感”,而且很容易受到其他文体与文艺类型的“冲击”。比如新闻中的非虚构写作,对社会现实的描摹往往更加精准,也更具传播力,还有很多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创作,如微博和短视频,都对简单描摹城市生活的文学构成了“冲击”。而在多种文体与文艺类型的“夹击”下,一些作家的创作,沦为“鸡毛蒜皮式”的写作,不是随便记录一点生活里的琐事,就是自怨自艾地发泄个人小情绪。这样的“城市文学”,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后者则是另一个极端,一些作家不愿在文学中呈现沉重的苦难与现实,认为文学就是要“轻盈”,却不是在卡尔维诺的“轻盈”意义上来写作,纯粹是将文学当成一种游戏“工具”,甚至一味在形式上“炫技”。虽然这种写法看起来比较“轻松”,却不再有文学的深刻,也不是一条长远发展之道。

书写“关联性”的可能性

要破解城市文学的书写难题,或许还是得找到一种具有“联结性”的“中间状态”,既不在过度自我的小世界里“打转转”,也不会过度虚妄,以至于完全脱离现实,甚至不关心现实。小说中的角色和情节,或许本身都不是孤立的,也不该是孤立的,它们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复杂多样的文学图景。

对于这种文学观念,我在创作中渐渐清晰。在创作《北京流光》时,我有一个大致的想法,就是想以“单元剧”的形式,来呈现北京这座城市的复杂性。在结构设置上,就是每篇故事最后一个出现的人物,是下一篇的主角,由此循环往复,而全书最先登场的人物,在最后一个故事里会再次出现,形成一个叙事上的“圆环”。当然,这些故事之间也存在关联,是连环结构,而非机械地把人物套在一起。如此设置可以让故事中套着其他故事,人物在不同章节之间能相互关联。正如我在小说开篇题记中所写的,“每个人都是故事的主角,每个人也都是故事的旁观者,我们在北京互不熟悉,却又彼此相关”,我十分看重不同个体命运之间的关联性,而城市中看似原子化的个体,其实并不是真的孤独。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给予那些苦闷者、求索者必要的理解,尤其是那些漂泊在大城市的异乡人,更需要得到这种精神上的慰藉。

人与自我、人与他者之间的“关联性”,体现在诸多生活细节上,呈现在各异的身份与话语中。很多被我们忽视的东西,可能蕴藏着阶层、性别、观念等问题上的矛盾,而我就乐于发掘这些隐秘的细节,并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它们。比如,《北京流光》中有一篇《中山公园的食物链》,讲述的是相亲故事。或许很多人都听说过“相亲角”,北京的中山公园、上海的人民广场、济南的千佛山……这些著名的相亲场所里,有很多故事,也有不少新闻报道和社会学研究。因此,如果要写相亲故事,就不能止步于对生活经验和新闻写作的复刻,而是要有文学意义上的创造。如此才能让小说既有现实的真实感,又有文学的味道,具备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品质。

我对这个故事的“设计”,就是让小说中曾经登场过的城市中产家庭背景的“考研族”,来到中山公园这一“真实空间”;但完全不同于现实的是,随后与其婚恋观念产生冲突的“相亲积分表”是纯虚构的东西,它来自小说中虚构的一位红娘角色,也是一位长辈的形象。双方各自象征着不同代际与身份的人对于婚恋的不同看法,有人将人物化,有人则坚持“人非工具”,但作者对此不会做出价值评判,而是由故事中的角色自行演绎,让叙事自动进行,进而塑造文学世界的现实感。而且,我特意设置了一个“老北京”(中山公园、“土著红娘”)与“新北京”(名校圈、“外省青年”)的文学元素“对话”的场景,这就让作为城市文学载体的“北京”,范畴更大,内涵更丰富。

城市文学要发掘城市居民的“精神症候”,虽然很难给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有共鸣的阐释办法,但一些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却是城市文学可以呈现的,也是作家绕不开的书写对象。我很喜欢写“孤独”,还有“纠结”与“苦闷”,它们不仅是所谓“北漂青年”常见的情绪,也是在城市中生活、游走乃至挣扎的群体,普遍体验过的精神状态。我把这些隐微的情绪记录下来,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许是有些意义的吧。起码那些在暗夜中孤倔行走的人们,大概能从这样的写作中,获得些许“同道人”的抚慰,拥有继续前行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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