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计文君来郑州松社书店分享她的新书《化城喻》,对谈嘉宾是邵丽,这两位像小白杨一样的中原女子,神貌和文品,都显清拔高度,在镁光灯下,给这片现实的土地带来审美和梦想。作为青春时代以来的朋友,我已经记不住那天计文君讲的文学,倒是记住了她讲为写这部作品卧底跟踪新媒体运营。那是一场有热度的分享会,文君从台上下来我便问:为何写网红、新媒体运营时代的“名利场”等,这些眼花缭乱的当下?我担心网络潮汐会把想赋形它的文学淹没,也许我担心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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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看到计文君在2017年的“创作谈”里讲:伟大的小说叙事从来不是朝向现实的,而是穿透现实,抵达更远处。计文君明白自己在写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写什么,她是一个有思想力的小说家。这个“更远处”,在计文君的小说里,也可理解为是对人精神成长的关注,尤其是成熟之后的成长,她称之为“再成长”。有一定人生经验的人都知道“再成长”之艰难。计文君就抓住这个“艰难”不放。
隔了一个全球疫情时代,读计文君的中篇新作《花问》,我已经不再疑惑,我知道,一切都是我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现实。计文君属于积极迎向时代生活的小说家,她曾说:“在意义感逐渐被消磨的现代社会,探寻自我,直面痛苦,是走出虚无的心理绝境的方式。”在《花问》里,计文君对时代生活的书写保持着少见的诚恳和真实,我感到,这《花问》就是写给都市里不易的灵魂的,尤其是写给更不易的年轻人的。
今日都市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网络时代的海量信息和生存的多重焦虑中,想获得生活的清晰感、意义感,变得极其困难。面对这个太日常化的无边现实,当代小说家们很难去捕捉它,检视它。在答《中华读书报》(2019)记者问时,计文君曾说:“我是一个几乎没有题材意识的小说作者。我之所以会很着迷于‘时代之象’,是因为很多时候,这个‘象’仿佛命数一般被推到了我的面前,我被吸引了。我没有觉得自己选了什么独特的‘题材’,这些是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存在,只是没有被我们的文学叙事进行‘赋形’……”在当今时代文学的主题化叙事里,计文君还循着她的内心写作,她写都市人的复杂心事、写人性的限度、写人的内心如何安放、精神如何成长等。个体生命、生活都在这个“时代之象”里裹挟着,她通过表达个体的生命感,把这个巨无边的“时代之象”赋形出来。她的这种非显性主题叙事,于当下语境中,或许不易被“看见”,但应更经得起时光的淘洗,因为她表达了真正的现实感和时代感。从研究《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里走过来的计文君,迷恋中西人文思想的计文君,她文学的根扎得深而正。
《花问》开篇写:一个叫石若楠的女子,把儿子送到英语老师家,叫车到草桥剧场,“下车看着剧场的飞檐,若楠生出了久违的解脱感:这一刻,石若楠只是石若楠了”。“对于每日操心费神、手脚不停且年届半百的若楠来说”,这种时刻,包括场景唤起的忧伤,都是奢侈的。这种被日常缠绕的人生,仿佛是我们任何一个都市人。计文君的小说始于最日常的经验,但很快就切入经验深处。若楠是被叶大可“邀请”来参加实景剧《花问》的首发式,叶大可是文化名流、桃李环绕的博导,应邀而来的都是专家和媒体,若楠不是专家也不是媒体,曾是叶大可的一个棋子儿,她硬拖她来作伴儿,原来是在导演着另一场剧情更复杂的现实剧。从日常中逃遁的若楠,欲到此处看戏做梦,念及曾一起看剧如今已离去的老友阿丹,却又被带入现实的尴尬与荒诞里。
戏如人生,还是人生如戏。计文君把这些人物放在剧场中,这本身已具隐喻性,他们看剧也演剧,或者说,看剧是其次的,他们的现场表演、他们的人生才更是一场荒诞剧,剧与剧重叠,人物关系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扯不断理还乱,但计文君能够有条不紊地呈现这复杂繁茂的生命故事。作为个人生活,你可以在日常中躲避复杂的关系,简单生活;但作为小说家,你要直面复杂庞大的现实,或者为了让你的写作生涯更丰富,你的心须向外飞。
智商和情商过人的计文君,对于当下走红的人文知识者,她睥睨一眼便可看透他们“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如《花问》里的叶大可,“叶帅”,她的言辞术犹如魔术,正与反,明与暗,几乎不需过渡,就可实现堂而皇之的转换;她还有着惊人的屏蔽或遗忘力。如她的门生丁菡,毕业时放弃留校去了一家互联网大厂旗下的游戏公司,她知道后“气得一下被噎住了”,“学了七年的电影,最后去给做网游的打工,这点儿出息!”现在丁菡作为《花问》项目的负责人,“屏幕里的叶大可谈着作为21世纪文化产品的游戏,提到丁菡当年如何放弃保博、留校,毅然决然投身游戏业的往事。学生怀抱理想与热爱,老师充满远见与包容,采访者赞叹不已,又一段佳话诞生了”。作者的笔触里有着不动声色的嘲讽。如果说这个“佳话”制造的是文化和新闻泡沫,那么叶大可的功成名就之路上,也不乏伤害他人、而被她改编剧情的案例,如她对前男友的利用。我们的“现实”是这么被制造出来的,是虚假的。一个有写作伦理的小说家,应揭穿“虚假”的化妆术,晒出那难以定形的人性之暗影。
计文君是以现代思维写中国式经验。她小说的现代维度体现在文明、理性和人性的立场上;中国式经验还包含中国古典文化体验,她的小说里总生长着中国古典文化的元素,如她小说的名字《帅旦》《剔红》《窑变》《白头吟》等,还有这篇《花问》,《花问》里的剧目也叫《花问》,演的是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她写人物之间的心理较量时,写对话时,你总能感觉到隐约的“红楼梦气息”。经典不断地在她的小说里再生。这就是独一无二的计文君。
如她写叶大可与霍伟,名流与权势的互利表演。霍伟是叶大可的第一个博士生,现在的校领导,与小师妹丁菡有过一段过往;因为霍伟与另一位更年轻女孩的事端,又扯出了丁菡,需要丁菡也出来作证,类似我们皆知的“Me Too”事件。叶大可让若楠来,是想借机让她给丁菡说情,若楠和丁菡都明白叶大可的话术,这个机警过人的叶帅,“把体恤理解给了丁菡,鼎力相助给了霍伟,暗中给自己加了重防护”,可谓一箭数雕。私下里,叶大可犀利只朝向强者,温厚用来拥抱弱者,“向下看”时永远充满了理解、体恤和同情。但盯着屏幕看,叶大可是“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的“叶帅”!在好几家平台上都有自己的栏目,“叶帅”可不只是个闪亮的虚名,而是沉甸甸的真金白银,磕碰不起了”。“叶大可想斡旋破冰,霍伟在炫耀示恩,他们言来语去,眉毛眼睛打架,若楠这个局外人闯了进去,搅了局”。活脱脱一个文化现场聚焦写真。
这篇完稿于2023年春分日的作品,发表时个别情节便与相似的网络事件有所撞车,这也是最初我不愿让文君涉入这些话题的原因之一。不过也无妨,网络时代的支离破碎,需要文学来深度整合和审视。在《花问》里,阿丹已于多年前离去,似曾相似的阿丹事件依然在发生,“那女孩与霍伟,完全复刻了阿丹《梦幻曲》的故事逻辑。一段关系失败,女性会发现社会不仅不提供任何救济途径,还会启动一套意识形态内嵌的隐形惩罚机制,她们觉得受伤、不公,甚至都找不到任何表达这种创伤的日常语言”。
既是小说家又是研究员的计文君,有能力更深一层研究时代万象与写作,她不允许小说的媚俗,她在更深的社会文化机制和人性的沟壑里,写出时代之象的质,写出人生乱麻的因与果。
阿丹的离去,什么都没有改变。有颗“玲珑心”的丁菡,从小就是开了窍的孩子,是被世事人情刀砍斧凿出来的,她会选择什么也不说,“不付出任何代价”。而若楠明白,什么也不说,也会付出心理的代价——心理的折磨。作为母亲的若楠,也在为女儿牵肠挂肚,女儿遭遇“偶像失格”,若楠像安慰女儿一样安慰丁菡——“什么也别想”。是苟且,也是无奈,什么也别想,你才能少些痛苦。若楠是个普通人,阿丹是个讲故事的人,“阿丹为故事献祭了人生,而若楠的人生,不需要故事”。她和丁菡都是没有心力折腾故事的人,她们执手传递着普通生命间的哀戚和温暖。
计文君讲《红楼梦》时谈到,对人的有限性的理解,标志着一个人思想的成熟度。若楠女儿这一代年轻人,更早地看清了世象,“全世界都说妈妈是叶老师的好朋友,叶老师也对我这么说,但是我从小就知道,丹阿姨可以是丹阿姨,叶老师只能是叶老师,不可以是叶阿姨”。她知道不可以和叶老师这样的人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但远在异国的她,其“偶像”也是像叶帅一样的女学者,当“偶像失格”时,读过福柯和拉康的她,很快就不自欺,她能分析自我:是自己接受了诱惑,存着很多功利的念头……她反过来安慰妈妈——“好像天也没塌”。若楠女儿比“社会性死亡”的阿丹和曾经委曲求全的丁菡都更清醒,她已经有智识去应对接下来的一切。作为弱势者,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对于自我的认识和对于外部他者的认识,同样重要。否则,你很难自救。更进一层,小说写:“‘大灰狼’从来都与性别无关,只与权力有关,人类的任何性别在居于优势地位时,都有可能化身为狼。”这一笔写到了底。这不是哪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强者与弱者间的不对等关系。小说潜在地涉及“去公主化”教育、“去偶像化”教育,作为个人首先得学会自救,而“去公主化”“去偶像化”的心智,可以保护自己少受伤害。这里可以看出计文君对我们生活状况的现代性思考。
计文君在2012年的博士论文中写:“悲悯不只是态度,更是能力,是作家的认识能力和情感能力结合后在创作中展现出来的一种艺术能力。……真正的悲悯,就是小说家通过人物和叙事,真实地呈现人的悖论性、悲剧性的存在状态。”我想,读到这篇小说的年轻人,应读到比生活中更多的经验,包括对自我的认识,也包括对名流与权势的傲慢及愚蠢的认识;或者,这作品对你的内心有所陪伴和庇护,你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这就是小说家悲悯的延展吧。
在《花问》里,计文君呈现着她一贯犀利强健的叙事能力,像油画一层一层的遮盖一样,小说里人物、情节之间的嵌套、闪回与叠加,使这部充满时尚元素的小说,具有了厚重、沉实的艺术品格和冷暖交织的光色。
又现代又古典的计文君,终究古典的底色更多些,她如此认真地对待写作,就像她家乡的艺匠柴烧钧瓷,不敢半点马虎。想起2015年6月6号傍晚,计文君站在北展剧场门口,我去看由她编剧的音乐剧《摇滚西厢》,我们挤过人群到对方跟前的那一刻,还在下着雨的天空一边明亮着,随着喊声我们一起抬头,天边居然出现了彩虹。作为编剧,琢磨指导过无数次彩排、演出数场又接受媒体采访的计文君,把小说人物放到剧场里来写时,她的哪一笔会写空?因此,我不牵挂计文君的写作。多年后,我们记住了头顶的那弯彩虹,忘记了泥泞和疲劳,到底哪一个是真?如《花问》中的若楠观剧时问:“这是梦境,还是真的?”
正如卡夫卡说:“一本书应该是一把斧头,可以打破我们内心的冰海。”如果文学能打破我们内心的冰海,就算是一条救赎之路吧。我祝愿在这条路上努力的计文君。
2023年大暑于贵州阿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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