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澳门大学讲席教授。 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前沿》（FHC）共同主编、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等。作品曾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首届吕梁文学奖、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优秀学术著作奖等。 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消失的古城》《历史的微声》等。

(资料图)

中国。西南地区。四川。成都。华阳县。石羊乡。宛如俯视般由远及近，从宏观到微观，历史学者王笛的新作《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从上世纪40年代石羊乡的人口状况写起，叙述的笔触进一步延伸到整个中国的一系列人口话题。翔实有据的史料梳理，鲜明的问题意识，一以贯之的微观角度，在这部中国社会史普及读物中，王笛延续了他既往学术著述中的严谨态度与跨学科视野，见微知著，以关注中国人日常生活、文化的上卷与聚焦中国家族、伦理、法律、社会群体的下卷，徐徐展开一个个普通人与家庭的日常烟火、世俗故事，由此呈现人口、衣食住行、农业、商业、文化民俗、民间信仰、家族、法律等方面的中国社会全景。

多年来持续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的王笛，以《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微观史著作在学界和读者中产生相当反响，收获良好口碑。近年来，他在继续致力于微观史研究的同时，在写作上尝试更为普及的方式，《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那间街角的茶铺》等作品以通俗的文笔与好读的故事性为广大非专业读者接受。而《碌碌无为》，则是他在走出学术象牙塔、面向大众之路上的新尝试。

自去年从澳门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位置上退休后，少了一些行政事务的王笛有了更多用来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笛表示，澳门大学对他在学术研究的时间分配上、科研经费上、人力上的支持很大，“我目前一个学期上一门给研究生的课。这些年在微观史研究上积累了大量资料，也需要陆续整理、研究，好在我现在有研究助手，还有研究生，可以帮我完成资料输入这样的基础性工作”。他坦言，随着年龄增加，颇有时不我待之感，“我觉得现在比自己四十多岁时更努力。过去我周末还会看看电影，在美国的时候还会钓鱼、种菜，现在觉得时间太珍贵了，一心一意用在授课、研究、写作上”。

中华读书报：从《街头文化》《茶馆》到最新的这部《碌碌有为》，您一直以来致力于微观史的研究和写作，您的早期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则是以宏观视角观察、分析以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后来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做出学术方向上这样的转变？

王笛：从宏观历史研究到微观史写作确实是比较大的转变。《跨出封闭的世界》是我1989年完成的，可以说我整个80年代的研究、写作都是围绕着这本书进行的，这本书写得比较宏观——两百多年、长江上游，时间空间区域都很大，人口、社会组织、农业、工业、手工业、教育，等等，涉及的方面很多。

完成这本书之后那段时间，我对未来的学术道路并不清楚，还在摸索、思考，有危机感，觉得如果继续这样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便很难跳出过去的范畴，自己也不满意。《跨出封闭的世界》几乎表现出我当时的知识结构、学术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如果不“脱胎换骨”，我以后可能再也写不出超越这一本书的作品了。

后来去美国留学，可能是学术方向转折的主要因素。之前我在四川大学是副教授，到美国后重新做学生，接受西方的学术训练，读了很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历史，特别是接触到微观史学和大量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让我的学术思考和兴趣逐步发生变化。读博士时，人类学对我的影响蛮大，就感觉人类学可以在研究方法与资料处理、田野考察等方面对我有很大帮助。从1991年到1998年，在美国读书的七年，我不断阅读不断接受新东西不断自我转化，应该说学术转变经历了长期过程。我的这种学术转变，在我的新书《历史的微声》的第一章有详细的讲述。这种转变的最终结果，就是你提到的那本《街头文化》。再后来，这个转变就具体体现在《茶馆》《袍哥》等书中，切入点也越来越小，这样就进入到历史研究的微观世界。

王笛的部分代表性著作

中华读书报：进入到微观史写作后，《街头文化》《茶馆》《袍哥》这一系列作品都与成都、四川有关，您是成都人，成都也是城市文化很丰富，公共生活很活跃的地方，特别有烟火气，我可以认为您这些年围绕成都展开的研究与写作有得天独厚、顺理成章之处吗？

王笛：其实我去美国之前并没有专门研究成都，虽然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里写到一些关于成都的内容，但那只是作为长江上游的一部分。

不过当时我已经对“街头文化”“茶馆”“袍哥”感兴趣了，觉得这三个方面都很有研究和写作的余地。受到资料不足的局限，特别是关于“茶馆”“袍哥”的资料更有限，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先做了“街头文化“的研究，一方面资料匮乏，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找资料补充。当然了，我对成都比较熟悉，肯定便于搜集资料，特别是做田野调查。那时从美国回国一趟也不容易，回来看望父母，我的很多亲友也都在成都。综合这些因素，我做田野调查就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成都。不过从学术研究考虑，我之所以选择成都，是因为当时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城市的研究中，成都几乎是被忽视的，研究中国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方。我在思考，如果要了解典型的中国城市，其实成都更有代表性。为什么这么说？上海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国际化都市，北京是首都，都不是中国城市的典型。而成都有两三千年历史，又是内陆城市，受西方影响很少，如果要了解中国城市，成都更具代表性。我在《街头文化》中曾写道，西方所了解的中国城市往往是上海、北京，那固然是中国，但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代表的是另一个中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城市。这一系列因素决定了我对成都的兴趣，在学术上把成都作为一个城市案例进行系统研究，才有了后面那些研究成果。

中华读书报：如您在《碌碌有为》“自序”中所言，微观史写作要关注普通人，要有故事和细节，但从古至今，历史研究与写作的主流往往聚焦在大事件和大人物上，这是否意味着从事微观史写作在资料获取方面面临更大的难度？

王笛：确实如此。我们过去对日常生活、民众的研究不感兴趣，研究成果非常少，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些方面还是缺乏研究。这首先是史学观问题，我们往往关注大事件、英雄人物。其次是关于民众，关于日常生活，历史资料上的记载非常少。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重要人物，比如胡适、陈独秀或者曾国藩，几乎在书斋里就能够完成。关于他们的资料太多了，加上现在的数字化处理，搜集和查找很容易。但是，研究民众、底层，研究日常生活，没有系统的资料可供参考。

开始做微观史研究的时候，找资料真的像是大海捞针，我就是去图书馆一期一期地翻老报纸。那时老报纸还没有做数字化处理，不能网上查阅。从前成都有份报纸叫《国民公报》，国内几乎找不到齐全的收藏。幸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有全套的《国民公报》缩微胶卷，我记得是120多卷。我通过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借阅，每次借10卷，他们寄过来，我就用学校里的阅读器一页一页地读。有时候翻一天甚至一个星期，也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我整整看了一年的微缩胶卷，对视力伤害很大，但是没办法。就这样，按照蛛丝马迹一点点去找。而且这只是一份报纸，还有其他的报纸要查阅。比如当时美国传教士在成都办的英文报纸《华西教会新闻》，也是这样一页页去读。

我在寻找关于成都“街头文化”的资料时，在那些老报纸上如果看到有关于“茶馆”“袍哥”的资料，也会同时搜集。其实，关于“茶馆”“袍哥”的资料，我从1980年代就开始关注了。三十多年后，直到2018年我才出版了《袍哥》。经过这样长期的积累，这几年我陆续出版的这些书可以说是总爆发。《茶馆》第一本（1900—1950）写了五六年，《茶馆》第二本（1950—2000）写了十二年，《袍哥》写了四五年。这些成果来自过去搜集的资料，当然还有研究方法的问题，首先要研究日常生活、研究普通人。研究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从我读本科时开始，老师就不断告诫我们，确定研究选题一定要选重大题目。在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时候，也总会被问起，你研究这些到底为什么？有什么意义？我想在书中告诉读者，研究日常生活、普通人，表面上看不像研究大事件、精英人物有那么明显的意义，但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面，有重要的东西值得挖掘。于是我写了《茶馆》《袍哥》《碌碌有为》，我最近出版的《历史的微声》是在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我要研究普通人的生活，为什么值得倾听他们微弱的声音。具体的落实，就是在《茶馆》《袍哥》《碌碌有为》上。

中华读书报：《街头文化》《茶馆》《袍哥》等著作在研究方向、地域跨度、写作视角等方面有着一致性、延续性，《碌碌有为》当然与您的这些前作也有关联，但无论书中涉及到的历史年代跨度，还是相关历史事件所涉地域的广度，都在前作基础上有所扩展，这次为何以相对“宏观”的规模架构来书写“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王笛：其实，最初《碌碌有为》并不是一部书的思路，而是源自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2018年邀请我参与他主持的一个通识教育音频课，讲授中国社会史。当时我思考的就是这个音频课怎样让非专业人士接受，那就要以通识风格、浅显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个通识课有156讲，我在此基础上把这些内容重新建构，分为上下卷，14章，重新进行了章节划分。

过去我研究成都也好，研究茶馆也好，在时间跨度和地域范围上都有限定。《碌碌有为》的定位——给非专业人士讲的中国社会史，就不可能只讲成都这一个地方，或只讲某一段时间，或只讲某一方面，要对中国社会做全面的介绍。我想一个读者哪怕没有中国历史的基础训练，他从这本书中仍然能够得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今天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社会结构等等到底从哪里来？所以，这部书的内容结构——涉及的问题非常广，但在每个问题上不做深入讨论，提供一些历史背景。我在每一章开始都列出“本章主要问题”，也是为了帮助读者，读了这一章，就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每章结尾“本章小节”，告诉读者通过这一章的阅读能够得出什么结论。这些都表明《碌碌有为》和我过去的那些学术研究、写作不一样，展示了我如何将专业知识传播给更广大的读者。我想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

中华读书报：为了达到普及效果在内容和结构上的这些处理之外，还是能感受到您以往微观史写作的一些特质。比如，全书六十多万字篇幅，从民国时期四川华阳县石羊乡的人口状况入手，而石羊乡的中年女性杜二嫂成为贯穿本书的人物，这个切入点同整部书的时空跨度相比，是非常细微的，您是怎样得到或者说决定这样的切入点的？

王笛：接受陈志武老师讲授音频课的邀请后，我就在想，一定不能把这门课讲成过去通常的那种中国社会史，而是要有个体，要有微观角度。这也是我和陈志武老师讨论的结果，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刚好我想到1944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因的本科毕业论文（《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袍哥》的线索也是来自燕京大学学生的一个考察报告，这类报告涉及川西平原的我就搜集了好几种。

杨树因这一部研究报告特别适合《碌碌有为》，它涉及成都郊区平原上的从事传统手工纺织业的农家——杜家。讲授中国社会史，能不能从一个小切口开始呢？立刻就想到了杨树因的这个报告。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陈志武，他也觉得有新意。虽然这个报告讲的是农家，但是可以展开讲述的方面很多，例如涉及生产过程，丝织业的部分梳理得很清楚，解释了这户农家到底怎么发展起来的。涉及一个家庭，就会有衣食住行，吃什么食物，穿什么衣服，房屋如何建设、摆设，他们怎么到成都去卖丝……这些都包括进去了。还有，她（杜二嫂）住在石羊场，就涉及当地的人口结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史的内容。这个家庭就像社会的一个细胞，要研究人体，也不需要研究每一个细胞，取一个细胞研究就能知道人体的基本情况，我就是把杜二嫂这一家看作社会的一个细胞，把他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通过这个“细胞”就知道了石羊场的情况，知道了石羊场就知道了成都平原，再把这个认知逐步扩大到整个中国。这份报告调查研究的时代是1940年代，只能解决40年代的问题，那我就需要回溯历史，寻找这些社会史层面的根源。就这样不断延伸，像蜘蛛结网一样，范围扩得越来越大，就形成了《碌碌有为》这部书。

中华读书报：“本书不是运用原始资料的原创性学术研究，而是充分使用了二手资料的普及性读物”，这是您在《碌碌有为》“后记”中对本书的定位，与纯粹的原创性学术研究相比，您怎样看待这样的普及性工作？

王笛：这样的普及性工作当然与学术研究有很大不同。作为原创性的学术专著，首先必须定位在原始资料发掘的基础上，要自己去找资料。而这种普及性的著作充分利用了现在已有的前人的学术成果，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写作，把这些成果用通俗的方式介绍给普通读者。

我在每一节清楚列出了参考文献，这有两个目的：一是充分尊重过去的研究者，毕竟这本书是在他们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二是每一节后面列上这些参考文献，也便于读者查询，如果读者读了《碌碌有为》觉得不过瘾，想在某个章节涉及的问题上有进一步了解，从哪里开始呢？就从每一小节的这些参考文献开始。其实，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了解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要勇于吸取别人的研究成果，并介绍和传授给更多的读者。

中华读书报：类似的普及性工作，今后还会继续参与吗？

王笛：过去我比较倾向于历史研究就应该讨论学术问题，认为那就是应该在象牙塔里面，但这些年我的想法有所转变。我日益感觉到，历史研究和写作，如果想要有更大生命力，应该走出象牙塔，普及到大众层面。这些年我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我那本《消失的古城》就是在《街头文化》的基础上，运用一些过去没用到的“边角余料”，从学术表达变成适合大众阅读的形式。去年10月出版的《那间街角的茶铺》，已经印刷了三次。来自读者的积极反馈会让我有进一步从事这种普及性写作的愿望。

明年（2023年）我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两卷本的《中国记事》，这是我到澳门大学以来花了七年工夫完成的作品，是关于辛亥革命后（1912年到1928年）美国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其中包括美国的记者、作家、访问者、旅行者到中国来以后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其中会涉及一些重大事件——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看看他们对此是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多是通过中文资料看这些大事件，《中国记事》试图换一种角度，看看美国人是怎么看待那段历史。这是我的另一种尝试。

这部作品源自我前几年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共九章，我把每一章都作为学术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后来我想，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专业读者可以从学术刊物上去读这些论文，如果换一种形式和写法，就会让有可能对这些研究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也读到这些内容。于是我就把这本书重新写了一遍，加大了故事比重。比如说司徒雷登，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南京，他对革命有怎样的观察；还有赛珍珠，她长期住在中国，她的回忆录中有大量中国日常生活的描述；还有一些美国重要报纸的记者，他们到中国来对中国的一些新闻报道和后来写的回忆录，等等，加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和细节，原来的9章大概有22万字，现在这部书上下册将近50万字，为我们了解民国初年的中国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