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 贝客邦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推理作家贝客邦在上大学时曾萌发辍学写作的想法，但因为想法过于不成熟，加之被家人劝说，他按部就班地上完了学，毕业后又当了十年动画设计师。写作的念头一直埋在心里，后来，他还是成为了职业作家，在35岁时，他终于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小说。

刚刚过去的2022年对于作家而言，算特别的一年。处女作《海葵》被改编成剧集《消失的孩子》并热播，又接连出版了《白鸟坠入密林》和《冬至前夜》两部作品，他也因此被称为“悬疑界的黑马作家”。时间线上，前者的写作晚于后者，创作心态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他说：“比起其他小说，《白鸟坠入密林》里面的人物个体和人物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描绘的方式也更隐蔽，我不想笼统地去概括人物，而是通过一件件事情来呈现人物。”

贝客邦信任一句话：“‘暧昧’是小说的养分”，他说自己其实很难总结具体的写作方法，对他而言可能是无序的，“我只能做到集中精力走进人物里面，以他们的视角来看待故事中的世界，写他们的所见所想。”目前他想好好做的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找到一个作者和读者擦肩而过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作者把故事讲给读者听，而后走向各自的路。”

01

“把一个纯粹而坚持的人

放进一团乱麻之中”

记者：从两本新作《白鸟坠入密林》和《冬至前夜》的创作背景聊起，通常你如何获得一个故事灵感？

贝客邦：大概三四年前，我看了一部国外纪录片，叫做《未解之谜》，总共六集。除了一集讲不明飞行物之外，其他五集讲的都是未破获的案件。这些案子本身的内容都很吸引人，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它的表现形式：采访。受害人家属、警察、嫌疑人等案件相关人员娓娓道来，叙述中有一种追溯时间的魅力。于是我就打定主意写一个以采访形式讲故事的小说。这就是《白鸟坠入密林》写作初期形成的念头。不过在那之前，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物的“样貌”，我想把一个纯粹而坚持的人放进一团乱麻之中，让他成为案件嫌疑人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一条线的叙述方式和内容都落实了，随后慢慢扩充细节，完成了故事大纲。

《冬至前夜》动笔的灵感也是看影片的时候冒出来的。《黑镜》第四季中的某一集，开场有一起车祸，肇事司机为了掩盖罪行处理掉了尸体。我心里马上有了一个猜测。不过影片并没有按我的猜测走。随即我想，为什么不把我的猜测落实，融入自己的故事？我一直对女性复仇、精神重生等主题比较感兴趣（虽说目前并没有处理地很好），两者一结合，就有了《冬至前夜》。

“如何获得故事灵感”比较难回答，从刚才那两部小说的情况来看，大概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内在的、对于某种情感或问题的表达欲，这个因个体不同而不同，是每个作者独一无二的，可能是成长过程的体验积累吧。另外一个是外部的刺激，就是一个故事的正确打开方式。这里的“正确”是作者的一种自我认同，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可能会越来越难。它可以来源于文学或者影视作品，也可以是生活中的某个瞬间引发的联想。当然，要写好小说，光有这两点是远远不够的。我还在琢磨和学习。

记者：诡计是推理小说的一个重要部分，《冬至前夜》的诡计设计与《白鸟坠入密林》有很大不同，诡计设计对你来说，是写作时最耗费精力的吗？

贝客邦：诡计的设计确实耗费心力，而且容易吃力不讨好。悬疑推理类型小说发展到今天，几乎任何一个诡计都能在过去的小说中找到模板，只能在诡计的来源上做文章。最困难的是，要将诡计和故事核心相融合。《海葵》是难辨花朵或恶魔的双重面目，《冬至前夜》是人生重启，《轮回前的告别》是生死无法阻隔的情感，《白鸟坠入密林》是密林自然生长所形成的天然困境。我尽可能地把这种融合作为我写悬疑小说的一个重点，希望未来能把它做得更好。

贝客邦/著

后浪·海峡文艺出版社

记者：《白鸟坠入密林》的开放性结局是一开始就设想好的吗？这里追问一下，通常对于读者来说，时不时的凶杀案可以持续刺激阅读兴趣，但你的小说好像并不太在意这一点？

贝客邦：《白鸟坠入密林》的结尾和大纲有所不同。原本只到第一个“真相”为止，以金莹投河自尽为故事的终点。但我在写到接近“真相”的位置时，隐隐感到不安。我用梁皓的思路去看待金莹，我发现金莹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她试图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向母亲表达永远的恨，留给她无法斩断的羁绊。如果这是真的，那第一个“真相”就太残酷了，因为金莹不但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梁皓心中的理想世界。梁皓内心无法接受，他必须在逻辑的夹缝中寻找另一种可能。第一个“真相”中的一些疑点给了他机会。于是有了“梁皓的真相”。

悬疑小说有个套路（至少大部分读者看来如此）：最后揭示的就是真相，后者一定是前者的反转。所谓反转，是要推翻前面的内容，树立新的局面。但在这个故事中，我只想提出另外的可能，而不是将“自杀的真相”推翻。为此，我加入了其他的“真相”来收尾。

“时不时的凶杀案”好像在欧美犯罪小说中比较常见，“暴风雪山庄”模式也有这种情况，如果有合适的点子，我也很乐于写这样的故事。

记者：那我们进一步聊一聊梁皓。他在不同人的讲述里，有不同的面貌。对孩子金莹来说，是个懂沟通的好大人，但这样一个人，却又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我记得采访时有一位老师评价说：“他这个人，太固执了。说好听点是理想主义。”

贝客邦：他有点像一个存在主义者，像局外人。当然他的表现没有那么极端。

梁皓认为，每个人应该有独立的心灵，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而其他人应该对此持有尊重，他对处于生活挣扎中的人饱含同情，愿意帮助他们。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和社会接触有限的人，无法解决他的理想环境和自身的矛盾。他的困境我在小说中借由其他角色（主要是他的朋友钱老师）有所表达。另外，他也面临着选择独善其身还是融入密林的彷徨。他在面对事业和婚姻时都有过强烈的困惑。在别人的事情上（金莹，俞心岚，敏芳），他选择坚持，但在自己的事情上，他往往会放弃主动权，顺他人之意。所以他对自己说：我终究是一个固执而没有力量的人。

我感觉，性格的内在呈现出这样特征的人，现实生活中应该有不少，只是多数人会因为没有力量而不再固执，最后能比较和谐地融入社会生活。

记者：你的小说作品比较关心儿童成长与教育等问题，小说里也多次有儿童形象出现，比如这一点在金齐、赵楠和金莹这一家体现得就很明显，当然《海葵》也是，有什么特殊缘由吗？

贝客邦：教育以及由此引发的儿童成长问题其实一直都很受社会关注，就连我的一位中学教师朋友也有过消极的感慨，为他那些学生的未来所担忧。从宏观来看，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关注到个体，就能看到差异性，总让人觉得某些孩子有更适合他们的其他选择。但如果一味着眼于个体，又会让整体变得不可控。这本身很矛盾。我因此感到困惑，也许就潜移默化地成为了我小说的表达主题之一。

02

“暧昧”不明最终会成为“故事”

记者：“常常会听到亲戚朋友、街坊邻里以发现惊天密谋般的口吻，描述在当事人看来习以为常的‘暧昧’，我反倒觉得这种将生活细节不断放大的态度很可贵。‘暧昧’是悬疑小说的养分。”是否可以为我们说明一下这句话呢，？尤其是其中的“暧昧”一词。

贝客邦：这个“暧昧”是相对于那些言论者，对被评论人来说，也许是特别不值一提的事情。比如，一对热恋的情侣在相貌、经济水平、家庭背景等方面不对等；某人四十岁了还没结婚；谁家明明双工薪却买了全城最贵的房子，诸如此类，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被评论的人。这些“暧昧”不明的言论最终会成为“故事”，在言论者之间流传，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当然也不全是负面的。“暧昧”就是说不清的事，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较为私密的人类社交活动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记者：你在一篇采访里说过，喜欢听广播，这个习惯一直保持着吗？通常是什么情况下会听？它对于写作有影响吗？

贝客邦：这个习惯其实只保持了两年。2014年到2016年，我在嘉兴市区的一家公司上班。从我家到公司要开70分钟的车，每天来回，差不多要两个半小时，这段时间就只能靠听点什么来打发。一开始就听广播，后来也听有声剧。小说里的“桂圆烧蛋”就是广播里听来的，冬至吃这个东西其实仅仅是嘉兴市区以及周边一带的习俗，范围很小。我居住的县城只吃红豆糯米饭，所以我既没有尝过也没有见过桂圆烧蛋。《消失的孩子》剧集播出之后，我才一睹真容。

记者：你提到了根据《海葵》改编的剧集《消失的孩子》，有的作家认为影视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类别，对于改编，他们倾向于完全放任的态度。但你当时好像还专门去参加了讨论会，你是支持派并愿意参与改编工作的作家？

贝客邦：不是。参加讨论会是因为剧集的主创团队希望通过交流能对故事有更明确的理解。得益于豆瓣阅读对影视方的推荐，那是我的小说第一次受到关注，我也从来没有与人直接讨论过我的想法。之后播出平台（芒果TV）让我参与《海葵》剧集的编剧工作，我没有过多考虑就拒绝了。一来是觉得自己做不好，二来我不想耽误后续的写作。我还是想专注于小说，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团队做，最后剧本定稿我也没有再看。剧集给了我很多惊喜，改编有不少比小说更出彩的地方。

记者：我感觉你的小说是有些晦暗不明的部分的，且擅长营造氛围感，影视化后也多采用偏冷的色调，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比如写作过程中怎么处理小说里的画面感？或者说写作时是否会有意识地来营造这种氛围感呢？

贝客邦：《海葵》这个小说的剧本属性比较强，剧集的主创方面也表示改编的空间很小。这也是剧集还原度高的原因。倒不是说我写得多好，而是故事的结构几乎锁死了。但是剧集在氛围上做了调整，包括结尾，比小说要温暖很多。目前我写的小说，“呈现”多过“叙述”，这大概是许多读者说的有画面感的原因。写角色互动的时候，我常常要把动作和对话自己演一遍，寻找一些细节；有时写到人物的极端心里，需要借助外部环境。我自己很难总结出具体的写作方法来，对我而言可能是无序的，我只能做到集中精力走进人物里面，以他们的视角来看待故事中的世界，写他们的所见所想。

记者：有点好奇的是：爱伦·坡的悬疑小说《厄舍府的倒塌》为什么会让你产生辍学写作的想法？单纯是被震撼到了吗？

贝客邦：这个应该是话传话，传歪了。我冒出“辍学写作”这个幼稚的想法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距离我看爱伦坡已经过了五六年。我看爱伦坡的时候还在念初中，那时候绝对不知道世上还有辍学这回事。

爱伦坡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作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悬疑推理小说的开创者，也因为他向内凝视的写作手法。他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人，而西方文学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转变的特征之一，就是从宏观现实的描绘转变到更加注重个体感受，注重人物的内心。

在读到爱伦坡之前，我只看过一些武侠小说，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原来这也可以是小说。这样的小说让我拓宽了对人性和人格的认知。

记者：你曾说：“一个人愿意讲故事，而另一个人恰好愿意听，这是极其偶然的幸运。”类型作家比起纯文学作家，可能要更看重读者，你对于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有怎样的看法？

贝客邦：这也是我近期在琢磨的问题。小说是由作者创造，但却是由读者成就的。读者这一层面的因素必须考虑，但如果写的东西不能打动自己，就很难写得下去。一个故事和读者的相遇需要缘分，我还得继续阅读和学习，找到一个作者和读者擦肩而过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作者把故事讲给读者听，而后走向各自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