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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听外地朋友评价上海过年不热闹，会令我蓦然想起小时候每逢除夕夜父亲都会感叹的那句话：“在我们山东老家，今晚是不睡觉的。”我问父亲：“不睡觉干吗呢？”父亲回答：“等年来。”我心里大致明白，除夕守夜是一种仪式，新桃换旧符，有种种热闹。

而若论热闹，这种气氛的确不在我对儿时过年的印象中。我家所在的六一新村，春节期间甚至比平日还更安静些，原因是那几日各家各户的家长们都放假在家，孩子们被管束着，楼下少了玩耍嬉闹的身影。六一新村多数家庭的户主是山东籍，那些年也没见有哪家把老家的守夜习俗带过来，他们大概率会和我父亲一样吧，每当此夜有感而发慨叹一句。另一方面，我们新村里这类家庭也并不容易入乡随俗，尤其是在倡导“移风易俗”的大背景下。因此我小时候过年几乎没有什么传统仪式，唯有一种堪称标志性的集体行为，就是家家户户凭票排队买年货，在大街上见此景观就知春节将至矣。

我小时候喜不喜欢过年？当然喜欢。因为过年没啥“讲究”，定格在记忆中的画面几乎只和吃有关，它们构成了最令孩子难忘的年味。当我今天评价父亲擀面包饺子的手艺，说这是他的拿手绝活儿时，我并不在意自己的表述和用词是否客观准确，那种情景和滋味也早已超越了任何比较。历历在目的总是父亲从和面、擀面到捏皮儿时那些“神奇的手势”，总是母亲煮饺子时不为身旁“动静”所动的不慌不忙——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母亲下饺子时一定要反复加凉水3次，以致另一个后来经常被我提到的数字似乎就带有某种报复性：40！那一顿吃下的饺子数目。

关于老家食物的味道，与其说至今还停留在“舌尖上”，不如说反映在记忆里的是曾由食物引起的心理上的幸福感、满足感。我们真的还能辨识单纯食物意义上“妈妈的味道”吗？它们似乎总是和特定场景给予的影响有关。我们成年后因此常会找不到一些熟悉的味道，而在一个不相干的地方却又会有莫名的意外之遇。无论是对父亲的饺子、母亲的糖醋排骨还是姑妈家的大排青菜年糕等，如果我说自己再也吃不到那种味道，记忆里浮现的，多半却是与“味道”无关的一些情节：比如除夕夜母亲在饭桌旁看着我们一块接一块地吃肉，会说：“慢慢吃，嚼嚼烂。”而在平时她则会给我们另一种提醒：“吃得下吃，吃不下留到明天吃也来得及。”比如年初二父亲带我们去市区姑妈家走亲戚时，在路上对我们说的话：“到了姑妈家别贪吃花生米啊，上姑妈的当，吃饭时就吃不下了。”我们听了总是哈哈大笑，因为那时花生米是稀缺货。

母亲长寿，今年95岁高龄。前几天我去养老院给她送新买的棉裤，将棉裤交给服务员后，我在院门外等服务员微信告知我母亲试穿是否合适。结果我没等到微信，却看到服务员搀扶着母亲从楼里出来。本该是我上楼去母亲房间看她，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已好久不方便这样去见母亲。这会儿意外见到母亲，我竟有点反应不过来，隔着院门问她：“你下来做什么啊？天这么冷！”服务员替母亲回答我：“你妈说她要和你说句话。”我看到母亲满脸笑容，挥挥手和我打招呼，冲着我说：“我很好！棉裤正好！”母亲说话的声音一如既往响亮，中气十足。我也注意到母亲穿着得体，白发虽然稀疏，但也已梳理过。我不由得大声问她：“还缺什么吗？”母亲没听清我的话，依然回答：“我很好！”

我心里明白，母亲希望让我看到她当下最好的状态。虽然只是下个楼和我说句话，但她一定是在出门前换上了“盛装”，还梳过头、照过镜子了。在年前冬日和母亲这一意外而特别的晤面，始料不及地勾起了我对一种遥远而熟稔于心的“年味”的回味。当这种滋味弥漫于心头时，我感悟到，其中令我难忘的，正是昔日那一幕幕父母与我们相处的最好的情景。在那个年代，父亲常年“蹲点”农村，不在家，母亲工作繁重经常顾不上家，我们曾被寄养在外，也曾有过漫长的一段值得日后言说的“独立自理”的日子。不必说，过年的团圆意味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尤显不寻常。每当大年三十期待中的父亲出现时，他总像是我们一个久违的大朋友，和我们打成一片；严厉的母亲在那几日也露出了慈祥可亲的笑容。要不是有这些沁入心灵的景象，六一新村隔壁机关食堂的伙食，本来也足以成为我们日后无与伦比的回忆。

望着母亲的背影，条件反射似的，我忽又意识到自己对母亲的出现并未作出更好的响应。自己也已年过耳顺，老大不小，但当着父母的面总还是会有该说未说、该做未做的。转身离开时，我留下一句话：“我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