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30日，谢永旺君因病谢世，许多《文艺报》老少同事都致以深切的哀悼和追思，写了许多深情怀念的悼文，可以感受到他在人们心里有多么重要，留下多么深厚的友情。我的心里也一直涌动着哀痛和悲情，像有许多话要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总觉得他还鲜活着，随时会打电话或发微信联系。那不是梦，从我到作协、《文艺报》工作开始，43年来与老谢不曾间断过交往，直到2022年6月，还有信息、电话比较密集的往返。7月以后，只有我发给他的，得不到他的回复，终于得悉他的病情加重了，接着传来他的噩耗。这些年，因为同辈同学同事都已高龄，常会经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哀伤。但是，老谢让我感到格外沉重，始终不相信他已远去。

这大概与他和我的关系有点不寻常有关。1978年，“文革”结束两年后，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文艺报》同时恢复活动或复刊，我是在那年6月到《文艺报》工作，恰逢复刊后第一期刚刚出版。编辑部正式建立了领导班子：主编冯牧、孔罗荪，编辑部正副主任谢永旺和刘锡诚、陈丹晨。就此我和他开始了合作搭档的关系。1985年起，《文艺报》由刊改为报纸，老谢和我被任命为正副总编辑，又是合作搭档的关系。1990年初改组领导班子，老谢和我同时退出离开。这样，我和他十多年来无意中真的成“共进退”了。这以后，我们因是住同一栋楼的邻居，有时还一起出游，更不必说经常聊天谈心聚餐了。如果说我们是推心置腹的挚友，一点也不是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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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看到他是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在北大图书馆的一次文学聚会上。他高高的个儿，面如满月，稳重谦和的仪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就如后来人们戏说《文艺报》有四大美男子，谢永旺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几位是冯牧、孔罗荪、唐达成。我与他相处多年，从未见过他对任何人疾言厉色，总是温润平和可亲。他主持编辑部工作，对左右同事特别是年轻编辑平等相待，亲切随和，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专长，许多年轻人工作了几年就都能得到及时升迁，而不为资历学历深浅所囿，所以他深得大家敬重。

人们都谈到老谢许多年总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从不用公车接送。他的办公室虽是独自一间，除了办公桌、一张小沙发，别无长物，他也从不要求增加什么。他的衣着、饮食等等俭朴的作风完全是他很自然的生活习惯，不因职务变化而变化。最近翻看旧照片，看到当年编辑部常常在春秋季节组织全体人员到长城、西山等郊区游览，拍了一些照片，如是许多人或全员集体照，看到老谢总是站在边上或后面，他从不往中间站（现在叫C位），大家也都谁爱怎么站就怎么站。编辑部老小都唤他“老谢”。这些虽是细小琐事，却说明他没有如今世俗的“讲究”和“特殊”。

我初到《文艺报》时，编辑部还设在礼士胡同两间屋子里。他带着寒小风、李燕平、陈新民几个新手负责稿件的选题、协调、组版，以至校对、付印、出版……这些看似事务性却是事关整体的总编室工作，他都默默地任怨任劳揽了下来。我与他虽是初次共事，他作为在《文艺报》已经工作了20年的老人不仅不见外，对我还特别信任。那正是整个社会思想处于冲破藩篱呼唤“解放”，又和“文革”思维胶着对峙之时。当时，新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光年写了一篇稍有“风险”的文章给《人民日报》打出小样，准备发表。老谢是光年信任的老部下，光年把稿子给老谢看且征求意见。老谢又给我看叫提提意见，我提了些意见，老谢听了觉得有道理，就说：“你给光年去说说吧！”我说：“我不去说。他是征求你的意见，你若觉得有道理，愿对他说你就去说。”于是，他把这意见转告光年了。光年从谏如流，进行了修改。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对文艺界影响很大，把长期束缚的“文革”思维进一步彻底解脱。光年后来有几次给我的电话里或见到时就说我好话。我知道与此有关，其实小事一桩，却知道是老谢在他面前说了我的好话之故。

类似这样的事，后来又有过几次。老谢和我合作相处十多年从没有龃龉矛盾，就因为相互尊重和理解。我的脾气不好，遇事会说一些不同意见，有时他会笑着调侃我：“你就是反潮流。总‘犯上’（指对上面指示）。”我就会说：“听不听在你，我把话说了尽我责了。”即使这样，他也不以为忤，因为他知道我是好意。多数情况下，他总是处理得比较稳重妥帖，特别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处理办法。1981年，有一个省报发文批判一位作家，上级领导认为应该重视，光年就要《文艺报》转发。老谢不得不应命在总编室直接发稿。理论组编辑何孔周得知后紧张地告诉我，我就在会上对主编孔罗荪陈述三点理由力争不可。罗荪找了光年转述了我的意见，光年也就同意撤稿，只是要我另写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代替。过了一些时间，上面对这件事有了新的和缓的说法也就不再批判了。我想我是嚷着说着，老谢却是不声不响地把这篇批判稿用拖延的办法撤回了。

又一次，上面交下来一篇大文章，主要是批评了文学界一些“负面”现象，认为提出“创作自由”的同时还应该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要用“文艺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我们开会商量怎么处理，恰好老谢到外地去了，没在场。我认为发表没有问题，但文责自负，我们也不宜掠美，不赞成以我们从不曾用的“文艺报评论员”名义，认为这篇稿可以另用一个其他名字。但领导认为不行，后来会上得出的折中意见是，凡是稿子里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保持原貌，非改不可的就修改一下。会后，我等老谢回来，向他报告此文原委。他认认真真下功夫作了修改，用“文艺报评论员”署名。最后文章发出来后，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社会反响也不错。我从这件事又一次感受到老谢的定力。

那时在《文艺报》工作，经常会遇到上下左右的舆论冲击。1987年，有一位领导召见我们四个正副总编谈话，要我们积极投入到当时的有关活动中去，还出了两个题目，要求完成后发表在《文艺报》上，并强调此事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工作安排。我听了心情很复杂，又不可能与别人交流。我们走出大门却都笑着对老谢说：“这事只有你主持去完成了！”老谢却不愠不躁地笑而不答。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变幻，这事后来也没有人再提及了。

后来又有过事关他切身利益的工作安排，他也能不计个人名利放弃了。许多老同事老朋友更多地了解他温和谨慎的一面，一般不太知道他在重大问题上却会很坚定，也很有勇气。不过他的表现形式不是那种很张扬外露的，因而不大为人所知。

1985年初，老谢被任命为《文艺报》总编辑，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抱着谨慎敬畏的态度。他从1956年大学毕业后就到《文艺报》工作，几十年来深知这个报刊经历跌宕起伏的历史和担负任务之重大。从1949年创刊起，主编都是文艺界声名如雷的大家，如茅盾、丁玲、冯雪峰、张光年，以及后来的冯牧、孔罗荪。他对我说过他的心情，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一方面，文艺界许多前辈名人对本报刊期望很高，常有各种意见传来，有时也会衍生一些矛盾。另一方面，当时社会环境和文艺界的思想交锋和对峙都相当错综复杂而又尖锐。《文艺报》恰身处矛盾的旋涡，直接关系到版面，需要谨慎应对。所以他就全身心扑在刊物工作中，这也是人们谈到他自己写的作品或文章比较少的重要原因。他不是不想写，不是没有可写。他几次对我说，想暂离编辑部工作请个把月的创作假写点东西，说连他太太王伟都希望他别都陷在编辑部事情里，影响写作。我也很同情他，支持他的想法。但是想归想，他却始终放不下日常工作的羁绊。

《文艺报》改成报纸后，继续推出和传播了许多重要文章、活动和信息，对文学界一直保持着重要的影响。诸如举行“青年文学评论家座谈会”，上世纪80年代新出现的青年评论家群体由此受到文坛热情关注；又如还举行过关于巴金《随想录》座谈会，是此书五卷完成后第一次被文学界高度评价和阐释，许多著名作家发表了剀切而精彩的意见。会议报道后，上海文学界也随即举行了类似的座谈会，使《随想录》有了更深远的影响。类似更多的活动和报道都是在老谢总编辑直接主持和领导下进行的，我这篇小文在此只是略举一二而已。

80年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历史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都正发生巨大转变。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全心全意搞四化的年代里，《文艺报》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确实起着相当有力的特殊推动作用。人们常戏说“编辑是无名英雄”，指的是编辑因为成就别人而付出的心血汗水和辛勤劳动常常不为人所知。我想，把这个意思用在老谢身上是很确切的，他在《文艺报》做出的重要贡献为当代文学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