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倩茜：研究中国文化里的诸子百家和唐朝时，有一条重要的通道——河西走廊，直至今日，它演变成了丝绸之路。在这条道路中，凉州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陈寅恪曾说，在中原大乱时，凉州这个地方居然把中原文化保存得很好，让中原文化很好地进入到隋唐文明。所以这个通道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通道，也是时间上的通道。它把中原文明发扬光大，然后再输入到隋唐，这是当时凉州非常重要的贡献。可以说，凉州文化负载了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目前定居在天祝藏区，作品里有河西走廊的荒凉、空茫、孤寂感，体现出独有的边地气韵。这种特质的写作版图背后，是一个作家本真的性情和生命体验。那么，地域对你的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能否说说你的文学成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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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梅花：我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古凉州，也以此为自己的写作版图，作品或多或少会有地域的苍茫，孤独感。一个人一辈子生活在这种地方，人和自然就有了默契。我常常独自去山野里闲逛，那种空旷，荒愁，天大地大的寂静，让人心生遐想。所以我的作品大多会有一些空寂感，跳跃性很强。

郁达夫说：“自然景物以及山水，对于人生，对于艺术，都有绝大的影响，绝大的威力。”凉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我自身的经历，在小说里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孤寂的、独立的、清静的另一个自己，行走在天苍苍野茫茫的河西走廊。一个人的书写气质，和她的身世、地域，有密切的关系。

我出生在凉州深山的一个村庄里，门前有一条大河，河岸是大片的白杨树林。整个童年时期，大河和树林就是我的世界。八岁的时候，跟随父母亲搬迁到腾格里沙漠南缘，自此在沙漠里生活了十年。后来定居到天祝藏区至今。藏区的雪山、草原、森林，跟我年少时的沙漠反差巨大。这种生活经历，对我的创作多样性有直接的作用。

天祝藏区是雪域高原，下雪的时候，世界特别寂静，只有大雪路过人间，我觉得安静写作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地域写作有宽阔的一面，也有狭隘的一面，所以必须清楚地看到短板，跳出自己的生活环境，然后回头再看你所生活的环境。这样才能给作品带来突破、新鲜和有趣。

我的散文一部分素材来自沙漠。我重新捡拾起年少时光，有父亲，有弟弟，有庄稼，有一望无际的荒漠。这些对我一生特别重要的部分，多年后把它们写出来，再梳理出来，让我感到踏实——回顾过去的时光，再看看现在的生活，从而过好未来的日子。

人生安然的事情，是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恰好生在天地苍茫的凉州，小时候我那么快乐，少年时我那么努力，中年时我活得更像自己，更像父亲期待的样子。所以创作带给我最大的是快乐和踏实。

王倩茜：最早读到《野棠花街》时，我就想到了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同样是破败不堪的社区，所有人都活得清贫艰辛，但又生机勃勃。他们有卑微向上的动机，但是难掩理想幻灭的失落。他们困顿、固执、畏畏缩缩，甚至荒唐滑稽。你可以在心里嘲笑他们，但是笑着笑着，眼底又全是荒凉。这些人物的精神面貌在您的小说中似乎也能寻迹到影子。后面你陆续写了《栎树街》等篇，似乎有意要写成一个街巷系列。作为生活的审视者，或者是在场者，聊聊你的创作灵感和写作场景吧。

刘梅花：多年前，我在一个小镇上生活，我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都是我后来创作的素材。我喜欢观察，透过小镇来洞察这个世界。正是因为生活在低处，能见识和观察到芸芸众生最真实的一面。

我在镇子上做买卖，周围村里的人常来我的店里。我们围着炉子喝茶，谈天说地，能把村庄的骨髓都聊个一清二楚。后来我把街道和村庄都写进了我的小说。世界很大，我独爱我的小地方、小村庄，和老巷子。

然而，把闲侃的东西变成小说，犹如给荒野里狂奔的野牛套上笼头，除了需要经验，还得有足够冒险的精神。地域写作得摆脱小地方的狭隘，寻找自由恣意感。毕竟，街道、田野和农庄不是全部的文学意象生成，而且稍不留神就会出现故事结构上的漏洞和叙述失误。

比如《跑鹿滩》这篇小说里塑造的故事空间，或者说萦绕的文学生命气韵，是从我所熟悉的各个村庄和街巷里所撷取，生成了小说具体的意象世界。每条街巷都充满独有的万千气象，每个村庄上都生长了数不清的故事。如果比起以前的小说，有哪些创作变化特点，那就是多了村庄的神秘性、虚幻性、坚韧性。

我在作品中构筑了自己的神秘世界。衰败的街道，烧烤摊，田野，雾气，突然出现或者消失的人物。看似不可能中，却存在种种可能。读者读到的，是一个充满悲凉的或者朴素的或者失序的，却又感到不可思议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

所以镇子上的这些琐碎却又鲜活的东西，我把它们聚拢起来，梳理，塑造，重生。倾注进去自己的一些想象，虚构出一些细节，把故事增补充实，生成艺术意象，变成小说。

如果说“作家的风格和作品内容，是其所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的反映”，那么小镇就是个万花筒，不断变幻，色彩斑斓，有我想要的那种古老和原始，更有现实和千变万化不可琢磨。没有一种东西是永恒的，村庄也不例外，街巷也不例外。

我对创作是一种轻松自由的心态，常常沉浸在想象的故事当中，不给作品设置太多的沉重或者羁绊。这样，读者阅读也会不费力气，容易读进去。

王倩茜：为避免思想和艺术的匮乏，作家需要独辟蹊径，尽量去挖掘新鲜的创作题材。你说过，你的精神世界是由漂泊的生活所构筑的，那么笔下的故事则是由回忆与奇思妙想所组成。你能否谈谈《跑鹿滩》这篇小说的创作？

刘梅花：《跑鹿滩》既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是把种种假设构建起来，然后把种种真实推到读者面前，是非曲直，让读者去分辨。村庄虽不大，但却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远古落后，有人间各种磨难，有无奈，有善恶轮回。美丑同时叠现，人生百态杂糅沉淀。最后，这个村庄终于废弃。村庄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充满不可预测，会废弃，也会重生。

我想用抒情的笔触，利用跑鹿滩的弥天大雾，随心所欲召唤我想表达的一切——胭脂花的人生经历，小人物的苦难，一个村庄的生老病死，善良与阴暗的较量，命运的迂回曲折。一切亦真亦幻，亦远亦近，直到尘埃落定。

胭脂花是个梦幻一样的女子，她善良，机智，美丽。但是不幸成为痴人，村庄里人为了保护她，说她说守村人，替村庄挡了灾祸。这样一个柔弱女子的身上，我想表达的是弱者艰难的生活，人生的种种缺憾，生活的无奈与隐忍，命运的跌宕起伏。无论怎么样，人生都得承受光阴带来的阴霾，最终真实明亮地活着。

我写那个快要坍塌的院落里，除了胭脂花，她的父亲隐隐约约，似乎有，似乎无。这些我并没有明确指出，而是留有巨大空白，让读者去追寻。当查痞一家五个院落变成废墟的时候，是村庄的隐喻：看苍天究竟饶过谁。读者会沉思，在上天、时间、自然、疯狂之间，究竟谁是主宰？在大自然面前，善恶自有分晓，人最好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各安其分，各司其职。

其实，决定故事中人物性格的，并不是作者，而是读者。读者通过阅读想象，来补充每个人物在自己心里的假设走向。在某种意义上，小说根本不能得出结论，而读者才会得出结论。如果有读者能把故事中的一部分摄入内心世界，正是我所期望的。

鲁迅先生说：“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若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所以读者所理解的文本意义，都有主观性，因主体性因素不同，读者各自的理解也不同。胭脂花这个女子，从我的文字叙述中，到读者在心理上重建生成艺术意象，也会充满变幻。但是，即便有一千个胭脂花的形象，她依然足够让人怜悯爱惜。

有一句话说，大作品来源于大智慧，大智慧来源于大慈悲。我用乐观积极的心态来看待世界，文字一定会给读者带来美好和希望。无论用哪种写作方式，俏皮或幽默，魔幻或现实，质朴或空灵，笔下呈现出来的东西，我都希望是鲜活不呆板的。每个人资质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也不同。写作就是要原谅生活中的不完美，宽容生命中的不容易，让自己有能力去分辨这个世界有多复杂，然后坦然从容地去面对。

这篇小说篇幅不长，像一个小村庄，但小村庄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能把读者带到遥远的西部，看到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们。

王倩茜：你的小说有浓郁的市井气息，大多描述的是风俗人情、平庸男女、多变心性，以及纷繁诡谲的生活流年。同样，作品里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她们过着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生活，有血有肉，有笑有泪，有人清澈透明，有人坚持内心自我，有人被灰暗蒙蔽双眼，也有人依旧拥有爱恨纠结的情真。比如《栎树街》中疏离苍凉的阿卓、粗疏潦草的何叶子，《跑鹿滩》中天真美丽的胭脂花，《野棠花街》中气息不同的女人们。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书写？

刘梅花：我希望笔下的人物不是被束缚着的，而要有人物各自的灵魂。她们欢喜，绝望，呼号，呓语，都是属于她们各自的声音，而不是我的。

以《栎树街》来说，阿卓这个人物，她对生活展露给她的真相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她顺应生活，和各种遭遇和解，就算置身于狂风中，也屹立不动。阿卓表面上看比较冷漠，但她特别独立要强，内心同情弱者，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我在叙述的时候，尽量把她复杂微妙的情感在细节里展示出来，让读者能感受到一个孤零零的女子在风中吸一支烟。

而何叶子，带着一种虚幻性出场。她渴望通过男人的财富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她遇不到对的人，她的金钱梦想总是如同影子一样，倏然而灭。所以从这个角色的描述，就比较直率开朗，不迂回。她像一位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而观众在台下看到了她释放出来的粗俗和卑微。

小说的自由表达我很喜欢，我愿意用细微的笔触来表达出粗犷的意境。比如《栎树街》里邻居家的女人，她不幸失去丈夫，独自看守着一群牛羊，为了改变自身处境拼命打拼，不惜把自己活得泼辣粗糙——在生存面前，优雅并不重要。所以我认为她不是软弱悲凉，而是暗含着一股子劲儿，有旺盛的生命力，有飒爽的精神风貌。

王倩茜：一部分女性的塑造很有意思，她们没有成长，不是逐渐在走向成熟，她们没有道德的发展演变，没有潜在的性格变化，她们的成长没有经历大彻大悟大转折，而是独特自我地活着，没有顿悟，没有规训。这种点到为止的技巧用在了你绝大部分的作品里。比如《栎树街》里的何叶子，她媚俗、虚荣、贪婪、暧昧、混沌、执拗。她让我想起了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拉斯蒂涅本是一个贫苦的大学生，但他野心勃勃，最后在金钱和欲望中堕落。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被社会上了几课，可并未有过山车式的改变。他们的结尾同开篇一样，依旧以自我为中心，本性未改，不认为自己被腐蚀掉了，反而享受堕落的快感。这样的人有点反道德，是日常生活中的另类，但我觉得这种写作方式很有洞察力，让人物有了念念不忘的独特性。正是通过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你在情节和风格的杂糅感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刘梅花：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从不引领她们成长，只负责让每一个人呈现本真的自己，为读者营构出真实而鲜明的生活截图——喏，你看，有些人她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活了一辈子，不辩明是非，拾人牙慧，自己承受苦难，又把别人拖入苦难。

而另外一些人，活得通透干净，被生活磨炼得柔韧温和，有自己做人的标准，看到天地之宽阔。这是人生百态的写照，但也不是简单的呈现，而是力图深入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探寻时代的印记，讲述快速变化的生活中每个人的心理路程。

人物形象总是在语言上升腾而起。所以叙述何叶子和尚兰，我从对话中体现出她们的世俗而虚荣，歇斯底里而混乱。故意放大，强化，从而能形象地突出她们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形象，为了追求物质而信马由缰。“上帝给的每一样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钱。”一切有因有果，她们选择路途的时候，就注定了命运。

在这些人物身上，有大喜大悲的情感爆发，有隐忍不语的哀愁，有平淡从容的静寂。这些叙述都为了碰撞出对立情绪，渲染虚实交错的空间。无论叛逆与顺从，疯狂与理智，这只是外在的。而内在的，我想表达的是一种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和忧虑。我一直推崇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女性要有自己自信的支点，披褐怀玉，质朴灵性，而不是被世俗裹挟。

王倩茜：作家往往在某个时期遇到阶段性的问题，你遭遇过写作危机吗？

刘梅花：写作中的危机不可能遇不到。如何走出写作危机，我总结出一些浅薄的经验：要警惕叙述的痛快感，避免叙述失控。如果把小说写得过于花枝招展，而读者读完之后，能感觉到繁华背后的空虚，那么这种写法还是要警惕。小说不是兴奋情绪的蒸发，是节制的叙述，是奢华之中的孤独。

王倩茜：你认为写作的内在需求是什么？

刘梅花：写作的内在需求，对于我来说，是热爱，是欲望，是理解力。期望通过阅读和写作，来拓宽自己的视野，感知这个纷繁的世界。这些因素一直是我写作的强大驱动力。

我觉得作家有一支自由而无用的笔，但是也拥有无限的快乐。真实的题材，用散文写。虚构的故事，用小说写。这种表达其实特别洒脱，我常常完全蛰伏在深刻而有节制的快乐当中，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一个人只能做好一件事，我愿意花一辈子的时间来追逐文学。因为只有创作和阅读，感受文字的跌宕起伏，如舞蹈一样摇摆，才能带给我足够的充实。

王倩茜：你在《芳草》陆续发表了散文《风从凉州来》《河西，渡过时光来看你》《刘梅花散文小辑》，到小说《野棠花街》《栎树街》《乌鸦浴》。回望写作之初，无论是写散文还是写小说，能谈谈你这些年的创作感受吗？

刘梅花：散文都是真实的，都是非虚构，像一个身体魁梧的壮汉在田野里收割庄稼，汗珠子砸地，一镰跟着一镰。虽然细节的部分可以虚构，但主题必须是真实的，是曾经发生过的。散文要的是真真切切的感受，你可以在散文间尽情奔放，也可以言简意核，还可以朴素静寂。人体感觉所能提供的所有意象，都不要轻易浪费掉，你在场，你发现，你表达。

所以散文避免拘谨古怪，它能给读者提供有意义经验，能让读者阅读之后，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借鉴。至少可以让心灵愉悦。因为它来自真实的生活。但是真实的素材，表达一定要有文学性，散文创作特别考验作者的文学表达能力。不然的话读者可以去看新闻，完全没有必要读散文。

我常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把散文写砸了，涉及到知识领域之外的东西要谨慎。一定要写熟悉领域，写得有趣，写得自然，如花在野，如鱼在水。犹如鹰在天空飞着，翅膀铺开，似乎在空气里停泊不动。然而眨眼之间，鹰已经飞到山那边，剩下一个黑点。这样我觉得才是好散文。而散文中所包含的隐退和沉思，是我本身携带的一个印记。

如果突然有一些强烈东西袭上心头，趁着激情赶快写出来，手指速度要赶得上思想的奔涌。待愉悦冷却之后，再躲进文字里去沉思，打磨，探索。正如所说的，作家是“掌握孤独之钥匙的人。”

小说的创作让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能够把脑海中翻腾的构想还原到纸上，是“能够控制而又毫不妨碍灵魂探索的自由”的一种文体。时代在快速发展，生活日新月异。人们一边不断迁徙，一边又渴望稳定的空间。一边在大城市里奋斗立足，一边又怀念淡淡乡愁，向往田园生活。乡愁的精神家园虚幻而诗意，而现实却真实而冷酷无情。说到底，我们的内心世界跟外面的世界完全不同。

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的创作就有了无数的可能性，去寻找符合自己写作气质的源头，捕捉那种轻微的，从指缝里流走的痕迹。我写的街道系列小说，源于我自己生活的经历——有十来年的时间，我一直是个小生意人。我熟悉街巷喧嚣的气息，熟悉乡村里停泊的宁静，熟悉形形色色的人群。有这样的底蕴，我的小说创作是多样性的，也是对过去的时光的一种凝视。

王倩茜：和小说比，你的散文写作节奏舒缓很多，通透干净，节奏和腔调都很讲究，有更笃定沉稳的写作状态。从散文《草之夭夭》获得三毛散文奖，到二〇二二年第十届敦煌文艺奖获奖散文集《芣苡在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美学立场。从个人化、独有化、辨识度来看，这些年散文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刘梅花：散文创作，我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想到哪写到哪，随意自然地拈取句子。而且我本身就是那种跳跃性思维，所以写作不受拘束，完全是任由思绪驰骋。

但是因为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创作，我的退稿很多。经年累月地投稿退稿，所以也摸索出一些经验，就是文字尽量凝练，词语要有密度，要有颜色，所写的句子要有画面感，有生命力。约束过于散漫的文字堆砌，剔除表达中的杂质，转向孤独的内心世界，从而使散文的形象和声音焕发出光彩，令读者在阅读时不至于疲惫乏味。对待文字要虔诚，对自己所写的万事万物，要心生怜悯，有悲悯心，不要轻易把一样东西一个人写得很坏。

这些年的创作，虽然过程不容易，但确实拓宽了我的人生疆域。有人说，古代的凉州是中国文人的精神疆域。我在遥远的河西走廊，在古老的凉州地域，是一个最基层的边地作者。能有今天的收获，深深感谢《芳草》杂志，你们的支持是我写作中不可或缺的巨大力量。从二〇一二年至今，借助《芳草》杂志这个平台，我从十年前一个西部边地小作者，到今天能够出版九本作品集，多次获奖，离不开《芳草》的期许和助力，内心的感激很难言表。《芳草》是一本包容大气的杂志，充满着生生不息的文学生命力量，在岁月的长河中奔涌不息。再次感谢《芳草》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