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中华读书报：《早读与早记》一文中您曾有一个观点：早年读书，最容易检验一个人的天资。能否谈谈您早年的读书情况？

俞晓群：我们家兄妹四人，我最小。记得我十岁前，父亲在家中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学习室，靠墙放着一张长方桌，我们对面而坐，墙上贴着一大幅墙报，两侧是一副父亲手写对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们每人都有一处园地，父亲随时贴上我们的好字、好文章。我的地盘最小，有父亲题字：“无事不调皮，有空就学习。”我记得父亲不主张我们看小人书，他推荐阅读《叶圣陶童话选》、鲁迅《故事新编》以及《中华活页文选》。

(资料图)

我十岁后，父母去干校长时间不在家，哥姐去了农村，家中只剩下我与二姐。那时我读书有两个来源：一是父亲的书被塞在一些麻袋里，袋口封死，堆在床脚旁。我将几个麻袋掏了洞，从里面掏出书来看，基本是掏到什么读什么。记得除去中国经典之外，还有插画本《浮士德》《一千零一夜》。《论语》背得最多，有些至今还会背诵。

中华读书报：您本科是数学专业，硕士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是怎么和出版结缘的？

俞晓群：我是七七级大学生，1982年初毕业时还是分配制。本来已经通知我留校作助教，但有一天老师在黑板上写待申报的名额，我见到第一个是“出版社编辑”。我读大四时就想写书译书，曾经翻译《趣味数学》《拓扑反例》等英文书，向出版社投稿，因此对编辑职业有些认识。见到有编辑名额，我立即放弃留校，申报做了编辑。也可能是家庭与时代的塑造，我的性格中有两个特点，一是争强好胜，再一是接受过“干一行爱一行”的教育。进了出版行业，由茫然到热爱，一做就是一辈子。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书或哪些人对您触动比较大？

俞晓群：此前我曾经说过，有七位前辈被我奉为学习楷模，即跟张元济学做人，跟王云五学做书，跟胡适学做学问，跟陈原学做文章，跟范用学做书人，跟沈昌文学做事，跟钟叔河学做杂家。当然书与人不可分，值得记忆的事情，还有梁宗巨与《世界数学史简编》，郭书春与《九章算术汇校本》，王充闾与《碗花糕》，沈昌文与《阁楼人语》，还有他主编《读书》，钟叔河与《走向世界丛书》。

中华读书报：您曾出版《自然数中的明珠》《数学经验》等学术著作，也出版了《人书情未了》《这一代的书香》等和出版业有关的书人书话，并主持策划了很多具有很高思想与学术价值的丛书，如“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海豚书馆”等。您的出版理念是怎样形成的？

俞晓群：其一，我想到的是热爱，如陈原先生所言：“一个好的出版人，应该是一个书迷。”热爱读书，痴迷藏书，都是必备的基础。其二，我坚信要想做好一件事情，首先要精研它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把阅读出版史，研究出版前辈，作为一项重要的功课。后来撰写小书《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使我对出版产业的认识得到升华，力求将理想主义与经营理念有机结合。其三，我做出版的工作方法是将策划人放在第一位，将自己放在第二位，这是由出版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一个出版人如果没有发现和组织优秀策划人的能力，要想完成更多更出色的出版项目，那真是太难了。我身边优秀的策划人很多，有沈昌文暨脉望团队，有陆灏上海团队，有孙立哲团队，有周山团队，有郭书春团队，有牛津团队，有贝塔斯曼团队，有祝勇团队，有梁由之团队等等，在出版的殿堂中，他们是大厨级的人物。还有辽教社团队、海豚社团队的辅助，我只是一个跑堂的领班，最多只是一个搭建平台的服务生。

中华读书报：《阅读的常识》（辽宁人民出版社）有什么出版契机？

俞晓群：这一组文章来源于我在辽宁日报的“常识辞典”专栏，每月一篇，写了三年。专栏的题目是丁宗皓先生出的，他希望我介绍一些关于阅读的基本知识。我对此题有些胆怯：如何常识，又称辞典？所以最初整理成书时，我起名曰《三年读书记》，出版社审读书稿时，总编辑改名为《阅读的常识》。当时我还是有些心虚，总觉得书中许多论述还达不到“常识”的境界。

中华读书报：《阅读的常识》中，在“读书的方法”一篇，您详细讲述了朱熹、张之洞、梁启超、季羡林、吕叔湘、郑振铎、朱自清等古今名家各具特色的读书方法。他们在读书方法上有什么共同点吗？

俞晓群：总结起来，他们的共同点大约有四项：一是养成性训练，包括家庭教育与自我觉悟。二是师承的影响，所谓人生有限，不讲师承，只靠个人摸索，哪里会有成功者呢。三是自身的修炼，所谓内在讲求天才出于勤奋，外在讲求时势造英雄，但个人奋斗还是排在第一位的。四是追求自成一家，也就是个性发展。

中华读书报：《阅读的常识》的后记中，您提到自己每写一个人物，在阅读人物传记、年谱、全集等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从准备到完成需要二十天左右。

俞晓群：杨伯峻先生说，读一部中国经典需要有三件套，即原文、注释、白话。其实读一位经典人物也需要有三件套：传记、年谱、全集，深一步再读一些评论集。要想弄懂一个人物，花费时间是一件必须的事情。我的受益之处，一是充实自己的思想，二是学习他们的方法，三是了解他们的路径。总之读书学习不能过于功利，患得患失，整体的提升不仅是向前跑了几步，更是上了几级台阶。再者读过之后，用通俗的话说，你与那位名家的关系已经由生人变成了熟人，有了深入交流的条件；由略知一二变为知其大概，由八卦故事变为深入理解。说到八卦，如今在学界蔚然成风，许多文人以此来展示自己的文笔与知识。如此写文章，受众多，受欢迎，但将八卦当做学问的主体，作者的目光偏向猎奇，偏重趣味，偏废思想，偏爱粉丝，就要提醒注意了。

中华读书报：和书相关的很多作品，也体现了您本人的阅读经历和经验，能否概括一下您的体会？

俞晓群：当年陈原先生说，读书的关键是抓住两条主线：书与人。由书去了解许多人，许多知识；由人再去找寻更多的书，有他写的书，有他读的书，有他推介的书。注意，这里的书必须以经典为主，这里的人必须是优秀的读书人。如此往复，你的收益会越来越多。阅读又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知识性、功利性的学习，最为常见。二是漫无目的闲读，对此有许多不屑者，其实此事最让人陶醉，也是读书养成性训练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三是带着问题阅读，将问题化为阅读的动力，这是我几十年来最常用的方法，其状态如福尔摩斯，如独行侠，如苦行僧，我却独乐其中。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都是沈昌文先生作序，能否谈谈您和沈公的交情？

俞晓群：沈公是我的前辈，是我的引领者，是我的师父。我跟他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他已经不做三联书店总经理了，但还在做《读书》杂志主编。能够与沈公相识相交，是我一生的幸事。回顾这段因缘，我们的关系发端于三点：一是扬之水的引荐，她向沈公说了我很多好话，沈公很信任她，因此才开始接受我。二是那时辽宁教育出版社有钱而无文化地位，我作为社长有志向而无解决办法。三是沈公离岗，手中留有大批选题与作者资源，如何安置，恰在选择之时。再进一步，以书为例，我们的关系深化于三点：一是《书趣文丛》乃至《新世纪万有文库》，二是《万象》杂志乃至《万象书坊》，三是《几米绘本》乃至《海豚书馆》。凡此种种事情，包容了沈公晚年的全部想象力与生活乐趣。由于观念的吻合，我对沈公所作所为敬佩得五体投地，我甚至说：“论做出版，我可能尽一生之力也达不到他老人家那样的高度了。”而沈公对我的评价呢？他时常会叹道“孺子可教”，几十年就这样走下来。

中华读书报：你们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吗？您愿意如何评价沈公？

俞晓群：沈公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只是知道分子”。他知道的人和书太多了，不停地读书，不停地买书，不停地送书。直到去世前一两年，我们经常请他到京城一些小饭馆吃饭聊天，他还会提前几个小时出来，到旧书店买一些书，拿到餐桌上让我们挑选。他还从自己的书房中选出一百箱书送给我，那些书多而杂，有些多卷本残缺不全，如《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庄子集释》《陶行知全集》等，我整理时经常要到孔网上买书补齐。说到交流，我对沈公是仰视，是学习，是请教。只是我研究数术，他老人家说看不懂。为我的《数与数术札记》作序时，他还调侃我说：“你们这些50后啊，都是神神叨叨的。你连当下的时运都搞不明白，何论古法呢？”

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俞晓群：写作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一般是为了发表见解，提高声誉，总结经验等。深一步思考，写作会把一个人带入不同的生存方式。一是表达方式，通常有写作与演讲两种，我选择以写为主，以说为辅。二是娱乐方式，业余时间的生活方式很多，通常有读写与散步两种，我选择以写为主，以走为辅。三是排解方式，工作之余，解压的方式也很多，通常有独处书房与外出交友两种，我依然选择以写为主，社交为辅。

中华读书报：您有时间重温读过的书吗？如果有，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有没有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

俞晓群：所谓经典著作，就是可以一读再读的书。对我而言，反复重读的书，首推《廿五史》。此书我陆续存有四套，两套平装，两套精装，至今已经翻烂了一套平装。应该是我悟性不好，繁事太多，此书我读了几十年，记了几十年，写了几十年，至今还未读完，还会继续读下去，此生恐怕难言精读全书了。还有一些反复重读的书，一是中西方经典著作，因工作之需经常翻阅。二是自己写的书，我也会重读，意在温故知新，也会产生许多惊讶与快感。三是我四十几岁时曾经计划，等我搞完《五行志丛考》，接着搞《天文志丛考》《史事占》，然后再研读《淮南子》。随着年龄增长，渐渐没有了力气，当年的心劲儿也减弱了很多。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俞晓群：张元济先生或王云五先生。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俞晓群：《周易》《廿五史》《一个人的出版史》。第一本书用于修身养性，独立思考，以待天时。第二本书一生也读不完，生死茫茫，来生可期。第三本书用于对抗遗忘，检讨过去，续写未来。

中华读书报：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您最想邀请谁（在世或已故的都可以）？

俞晓群：陈原先生与沈昌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