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女频文通过多样空间叙事，使空间成为作品主旨表达的隐形载体，在激发读者想象力的同时也使其产生强烈共鸣，从而超越空间的一般意义，呈现出颇具寓言性的表达意味。女频文的多样空间书写映射了女性群体的现实境遇，展现了她们对空间的渴求，表现出女性人格的现代性隐忧，其乌托邦幻想、异托邦建构等成了这个时代青年女性自我慰藉的典型症候。女性由此既满足了自我幻想又实现了象征性抵抗。而女频文自身存在空间与其多样空间叙事一样，蕴含着深层文化心理，女性通过“第三空间”的开拓与赋权建构着女性话语。

关键词：网络女频文；空间叙事；深层文化心理；虚拟美学；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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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弗兰克在研究小说的空间形式时说：“成功的空间形式小说必须从小说的技巧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来”[1]，阅读网络女频文不光是体验它带给我们的审美享受与阅读快感，还需认真思考异域空间的内容表达及其与现代人生存境遇间的关联。网络女频文类型化创作给读者提供了有序且多样的阅读选择，同时也满足创作者个性化、自由化的表达需求。多样类型文依存不同类型空间及场域，阅读群体能在其中得到全新的自拟空间。女频文的多样类型化书写为其阅读群体与创作群体“圈”出了精神互通、心灵互慰的稳固社群。它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趣味与接受心理，迎合读者在不同人生境遇中的幻想，有人想要穿越未来、有人想要回到过去、有人想要在仙侠世界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有人想在职场中锻炼自己，不一而足，都试图通过某一空间实现心灵寄托。

女频文的多样空间书写

“空间叙事是所有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叙事都存在的现象，但人们尚未给予它充分的重视和肯定，并对它进行深入切实的研究。迄今为止的叙事学理论大都重视对时间的研究，强调叙事结构在时间序列中建构，忽视叙事中的空间作用。”[2]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一文中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在形式上是“空间性”的，虽然弗兰克的观点及其他言论引起了很多争议，但这也引发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空间形式问题的关注。与之相契合的是，20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方理论界出现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整体性“空间转向”。20世纪以来小说在空间叙事方面的特征也日益显著，叙事中的空间元素对故事发展、情节推动、人物塑造、主题表达、意义建构等方面的影响逐渐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由此，空间叙事理论研究开始兴起，文学的空间叙事也开始受到重视。网络文学作为在新世纪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和技术发展下催生出的新文学形态，侧重于对空间的架构与描绘，其在空间叙事方面呈现出自由性、多元化特征。小说世界面貌的架构、故事情节的展开、个体的成长及能动性的激发等都与空间书写密不可分。网络文学的多样叙事空间既是文本内容书写与表达的具象空间，同时也是作者、读者、文本共同建构的想象性空间，具有丰厚意蕴。

对网络女频文类型化书写的分类与总结可根据“空间”与“场域”的不同来展开。校园、职场、家庭、宫宅等女频文中常出现的场域可被归纳为不同的空间类型。女性群体借助多样空间展现情爱体验与成长历程，以此表现她们的言说欲望与精神诉求。这种对空间的异常重视和着重使用，利用空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来编织故事的小说，除了给读者提供丰富的阅读体验、新奇的阅读视野外，其背后的现实意蕴值得我们思考。

“欲望的实现并不在于它的‘完成’和‘充分满足’，而在于欲望自身的繁殖，在于欲望的循环运动。”[3]现实中人们难以触摸到完美的人生与爱情，关于爱、权、钱、成功等欲望常常得不到满足，由此便生发出人们欲望繁殖的活力。“正是通过幻象，主体才被建构成了欲望的主体，因为通过幻象，我们才学会了如何去欲望。”[4]大量女频文通过丰富想象为女性阅读主体提供了一场关于“真爱”“逆袭”的人生体验盛宴，直指现代女性情欲需求。欲望的展现有不同方式，女频文利用空间叙事展现女性多样需求，如穿越文《步步惊心》《梦回大清》采用穿越回古代的方式展现女性在历史潮流、滚滚红尘中的个体境遇；《浮沉》将故事背景设置在职场，刻画女性个体如何冲破职场性别歧视与男权逻辑，实现升职加薪的人生目标；《庶女攻略》《庶女生存手册》等小说描绘一幅幅古代家族景观图、世俗风情画及古代女子生存图鉴，以此探寻家宅后院女人们的生存境遇，等等；作者借助不同空间场域，在多样叙事套路中展现人物在爱情、事业、生存等方面的选择与成长，这些“空间”变换隐藏着一定的现实关怀，映射着现实生活中女性群体的生存境遇与欲望诉求。

关于空间叙事的概念阐释很多，其中之一认为，空间叙事学就是研究各种叙事现象中空间的叙事功能和叙事意义。[5]空间与时间一样，是人和事物的基本存在形式，故事或情节必然发生在某一具体的空间内，因而，空间是小说等叙事现象的重要组成要素。由此，对叙事现象中空间的叙事特征、叙事意义与叙事功能的研究就具有了一定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列斐伏尔提出了“社会空间”概念，揭示了空间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空间就是空洞的、均质的、抽象的三维存在，其实是现代物理空间，是现代科技发展和认识的产物。[6]索亚在列伏斐尔研究基础上区分出了三类空间：生活空间是第一空间，偏重于客观性与物质性；想象空间是第二空间，具有构想性、精神性与乌托邦性；第三空间是对前两种空间的解构与重构。此外，科特将三种空间分别概括为宇宙空间或总体空间（cosmic or comprehensive space）、社会空间或政治空间（social or political space）、个体空间或私密空间（personal or intimate space），宇宙空间或总体空间主要指自然与风景，类似宇宙的背景或语境；社会空间或政治空间侧重空间中的经济与政治因素；个体空间或私密空间主要指的是培养了个人身份与亲密关系的空间。[7]随着空间叙事研究的不断推进，关于空间分类的标准与类型也逐渐丰富，结合前人研究，本文将文学叙事中的空间分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三大类。

物理空间是以物质形态呈现的、人的知觉可以感知的空间。这个空间包括物体，也包括人本身——作为物质存在的人和人的活动。[8]它为人物活动提供具体场所或场景。如种田文《重生农家有田》的物理空间主要指王倩和一家人生活的东北小村子，这个村落及破旧的小屋是故事发展的空间基础；如职场文《浮沉》中赛思中国的销售部是白领乔莉晋升的起点和跳板，她在这里开展事业，也在这里体验阴谋与阳谋并存的职场生存法则；又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大学校园，它是青年男女求学、相遇、相爱的地方，它还包括操场、教室、餐厅、办公室等颇具特色的具体空间。这是小说故事展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空间成分。

同时，根据作者讲述故事所采用时空的真实性和架空性，本文将物理空间又细分为历史性空间和虚拟性空间。以当下为基准，以往真实存在过的空间都可算作历史性空间，如《芈月传》中的大秦皇宫、楚国后宫等，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空间，但这种真实性也是相对的，并非一砖一瓦的还原；而虚拟性空间指的是架空型的物理空间，小说中的环境是虚构的，没有具体指向，如《后宫·甄嬛传》中人物活动的场所是架空王朝“大周”、《木仙府种田纪事》中女主人公木艾在穿越重生后来到一个古代社会，这个古代社会在真实历史中是考据不到的，文中没有具体指涉哪个朝代或时期；作者通过对物理空间的选取与描写，一方面为读者阅读营造亲近感、陌生感或新鲜感，另一方面也为故事的自然发展提供了一个空间背景，使情节能够顺利展开。无论是拟实空间还是虚幻空间，其内在的叙事逻辑与人性展现一定程度上都映照着现实生活。如被读者称为“女性职场文”的《后宫·甄嬛传》，虽整个故事背景是架空的，但读者可以在丛林法则的后宫生活中看到当下现实的生存规则。不同等级的妃嫔在后宫中的生存境遇映射着职场女性的处境，后宫女性的权谋之术为现代女性应对职场生存提供了参照与经验。

社会空间是社会群体在特定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营造出的人际空间，它包含着各种社会性元素，体现着复杂的关系建构。社会空间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如《后宫·甄嬛传》虽地域环境与历史朝代都是虚构、架空的，但后宫争宠与朝堂争权的社会空间设置具有一定的历史意蕴与现实意蕴；又如《琅琊榜》虽是一部历史架空文，但其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朝堂更迭的大梁王朝却有着众多历史朝代、社会发展的影子，人物在权欲名望方面的留恋与垂涎，使读者产生共鸣；较为典型的种田文，特别是随身种田文，在空间设置方面有独特风格。种田文呈现的社会空间可以分为大空间和小空间，“大空间”指的是种田文中提供的人物具体的现实生活背景，如《重生农家有田》中王倩及其一家人生活的1972年的中国社会，一家人被家族长辈分家撵了出来，在没有房屋、粮食不足、少许田地的生活窘境下，一家人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父母在合作社挣工分，偶尔捡到一些野物卖了换钱用，或者偶尔接受邻居接济，这种能时刻体现人情冷暖和艰难求生的生存环境是该小说展现给读者的社会大空间；而“小空间”是种田文自身具有的独特性。随着种田文叙事模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种田文主人公都有一个“随身空间”。相对于人物生活的现实空间而言，“随身空间”是人物自身携带的独立空间。如《重生农家有田》中王倩19岁重生穿越到1972年的一户小农家，无意中获得一枚戒指，因这枚戒指她获得了一个独立空间。王倩利用这个独立空间帮助家人渡过难关，在随身的独立空间中种植、养殖、发展小农场，以此兜售食物、发家致富。《剩女的梦幻庄园》中孟真在一次偶然机会下通过母亲留给她的玉镯开启了一个随身空间。这个随身空间是人物生存的“小空间”，她在此空间开拓出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不断充实自我、丰富生活；而她生活的场所及费心培植、栽种和经营的农家小院、农家田园是该小说的“大空间”，“小空间”和“大空间”共同构成了种田文的空间叙事特色。这些社会空间体现了人物自身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以上这些空间可被称为“显空间”，与此相对应的是“隐空间”，即心理空间。心理空间是人的内心对物理空间的映射和编辑[9]，是人通过意识活动形成的关于空间的建构，同时，也体现了人对于特定空间的心理感知和精神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空间具有“精神性”“心理性”特征。网络小说因自身类型书写的多样化和自由化，其在人物心理空间的描写与展示方面呈现出多样且奇特的特征，关于心理空间的描写，网络大神作家爱潜水的乌贼的《长夜余火》体现的作为突出。《长夜余火》中每个觉醒者觉醒之后都会先抵达自己的心灵海洋，每个人的心灵海洋中都有很多岛屿，每个岛屿都是由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较为恐惧的一些事物组成，战胜每个岛屿的过程就是直面自己内心恐惧的过程。当觉醒者把所有恐惧战胜、把所有岛屿走完之后，就可以从心灵海洋到达心灵走廊，心灵走廊两边有不同的房间，每个房间代表着不同的觉醒者，这样觉醒者就可以进入其他觉醒者的意识，这就像是进入了一种集体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觉醒者可以在其中了解对方的心理构想。作者爱潜水的乌贼对每个觉醒者心灵海洋与岛屿的描写颇为精细和真实，觉醒者们内心世界的差异被鲜明地刻画出来。这些心灵海洋由不同的空间意象、瞬间感觉、事物、人物关系等建构，一定程度上营造的是觉醒者的心理空间，为觉醒者的心理状态奠定基调，体现着觉醒者的心理活动与过往经历。《长夜余火》作为一部质量较高的网络小说，其高订阅量与火爆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它已经走出了传统网文男女频类型的设定，在读者市场吸引了男女性读者的共同追捧。同时，这样的设定也在女频文中颇受欢迎，众多玄幻、异世类女频小说中也有类似情节设置，通过心理空间的展示与描写，将人物的前世今生、生命体验、心理创伤等更为具体深化地呈现出来。

女频文中心理空间的呈现与展示大多是通过梦境的制造或幻化世界的建构来实现，人的梦境也能建构心理空间。有的小说将人物心灵空间的建构与再现处理为一种心理疾病，如《心理猎人》等悬疑、灵异类小说，对人物的梦境及其心灵世界进行丰富描写；有的小说则将其作为人物的一种特异功能，如《灵魂造梦师》《迷蝶》《请君入梦》等脑洞类、空间系列小说，人物拥有编织白日梦或进入自由梦境的能力，在梦境构建中反映现实诉求；不管是何种类型和叙事模式的设置，梦境类心理空间的描写都是推动情节往前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在这些空间描写中有着颇为真实的意象，现实世界中的人物、关系、感觉也会照常出现，这一方面帮助人物以此了解和窥探自身被压抑或掩藏的心理状态，挖掘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一方面也帮助人物成长，在对心理空间的多重探索与建构下，人物的能力和等级得到不断提升。

网文作者在对心理空间的描写与探索方面，逐渐走出了传统文学的写作范式，将心理空间或梦境中的事物与现实紧密连接起来，如觉醒者们在进入心灵走廊之后，可以通过心灵空间来干涉物理空间，以精神内容来干涉现实物体，这是女频文及网络小说在无限幻想元素作用下呈现出来的叙事模式与情节安排，体现着作者们充沛的想象力，作品充满了奇异色彩。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人物现实与梦境、心理世界的联系，体现了网络女频文空间叙事的功能。

柏拉图对空间是“非存在的存在”的解释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网络女频文空间设置的有效性。他认为空间“绝不是非存在,而是非存在的‘接受者’和‘处所’。空间作为存在的一种方式,作为变化者之母,才给变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才使存在和非存在连联在一起,从而产生现象世界中的万事万物”[10]。如种田文将人物活动空间设置为“田园”“农村”，或增加人物的“随身携带空间”来推动故事发展，如此设置除营造一场关于空间转换的阅读效果外，其背后也蕴含着一定的深层文化心理；其根源可以从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来解释。福柯以镜为喻说明空间使用的深层意义。“从镜子的角度，我发现了我对于我所在之处的缺席，因为我在那儿看到了自己。从这个凝视起，就如它朝我而来，从一个虚像空间的状态，亦即从镜面之彼端，我因之回到自我本身；我再度地开始凝视我自己，并且在我所在之处重构自我。这个镜子，在下述的角度有一差异地点的作用：当我凝视镜中的我时，那瞬间，它使我所在之处成为绝对真实，并且和周遭所有的空间相连。同时又绝对不真实，因为，为了感知它，就必须穿透存在于那里面的这种虚像空间”[11]。

通过对福柯“异质空间”理论的了解，可以深入理解网络女频文空间叙事的内在意蕴，即它解构和瓦解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空间秩序。同时，通过对女频文中重塑的现实空间或异域空间的观察，可以反思和窥探女性当下生存的空间秩序，有利于在对比和反差中找到女性内心深处真实的渴求和希望。“异质空间”的使用帮助我们从生活的单一秩序中跳脱出来，发现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赋予在女性身上的精神变化。另外，对女频文而言，其空间设置还展现一定的性别特征，历史空间中的朝堂宫苑、深宅闺门，现实空间中的职业战场、厨房客厅，未来空间中的异域星球或实验基地等等，彰显着不同地域与空间女性的生存境遇。历史的重提给了女性重塑自我、言说自我的机会；现实境遇的书写展现了女性当下的生活状态，女性创作者借此回应婚姻、事业等社会热点问题，引发读者反思与自省；未来空间的畅想为女性读者开拓了生存的另类可能性，不同场域的刻画共同织就了女性多样的欲望诉求，神话、玄幻、奇幻、穿越、现代都市、二次元等不同题材将从古至今、中西兼容的空间与场域汇集一齐，从历时与共时角度展现女性在时空背景下的多样生存样态。它们构建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百态图，展现女性在时代洪流、滚滚红尘中逐渐崛起、自省独立、争取话语权利的成长与蜕变。

女性欲求及现代性隐忧

卡西尔说：“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12]网络女频文提供给读者的不仅是娱乐化和爽文式阅读体验，对其个体生活的投射也使读者产生共情。女频文空间叙事投射了当下女性群体特别是“宅女”[13]的生存处境与精神诉求。

首先，从现代化进程来看，都市社会日渐精细化、专业化，它有着极强的分工体制，每个人都被分配在一定领域，这种分工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远了。同时，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人们的工作虽说由团体配合完成，但这种团体配合是由超个人机构与制度的结合来完成的，与传统意义上靠血缘或地域等机制结合的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另外，社会发展的商业化与市场化使都市空间有着鲜明的金钱交易属性，一方面金钱带来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另一方面它也一定程度地剥离了人情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人的行为方式被货币化，都市生活被贴上了冷漠、孤独、疏离、算计等标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具有短暂性、匿名性、隔离性等特征，这与以往非城市化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状态迥然相异。从种田文将物理空间搬到“乡村田园”“农家小院”，穿越文、重生文将空间移植到异于当下现实生活空间的某一历史时空等来看，其不乏体现着“宅女”对所生存的都市世界的逃离与反抗。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下，社会的非均衡发展造成了城市人格的现代化隐忧。

都市空间作为女性群体生活、工作、休闲的场所有着鲜明的层次划分。从功能方面来看，都市空间分为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经济空间；从人口居住层次角度来看，都市空间分为高档区、中产区、普通区；从个体生活类型划分，都市空间又分为生活空间、工作空间、消费空间。因而，虽然都市人口多，但人与人之间存在鲜明的阶层或群体差异。根据收入和住宅划分人群，个体与个体间的差异又造成社会空间的分异。社会空间的割裂导致人们被圈在某一狭小空间中求生存。“宅女”处于这一生活模式下，交往和沟通空间的缩小、网络的快捷化，使得她们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依赖网络小说打发时间，在虚拟世界中实现自我幻想。如宫斗文中“深宫后院”的争宠生活、校园文中充满朝气的校园生活、职场文中在工作领地实现自我逆袭、种田文中“一亩三分地”式的生活状态。“宅女”群体在女频文中释放自我，由此摆脱现实空间对人的挤压和侵榨。空间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每一个生存空间的书写都反映着女性在现实生活空间中的缺乏及其向往。

其次，“宅女”属于“网络独生女一代”。她们没有兄弟姐妹，更愿意沉迷网络世界。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其产生精神焦虑。她们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志趣由“积极入世”转变为“蜗居家中”或“隐归山林”，这是一种创伤心理的自我疗救。在面临都市社会的多重压力之后，希望能在自我幻想中实现“飞升成仙”“回归田园”“穿越宫廷”“闯荡江湖”等理想，过上“夺权称霸”“霸道总裁宠爱”或“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在生活。

另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有大量青年从农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工作或求学，成为大都市中的“空巢青年”。她们在大城市奋斗、打拼，远离故乡、亲人，独居生活，缺乏感情寄托，故而在工作之余渴望从网文阅读中得到补偿性体验，通过阅读感受家庭生活，重温与亲人、邻里、朋友之间的亲密情感。故而不同女频类型文的书写，其本质是女性探索话语空间的多样尝试。以“种田文”为例，女频种田文为读者建构了一个理想异托邦，满足读者在现代生活快节奏、高压力、冷淡人际交往等环境下对悠闲田园生活的期待。种田文对空间的美化与凸显揭示了不为时人注意的社会生活中的后现代问题：当下城市快速发展下人格的现代性隐忧、城市空间的价值错位及对人的挤压，造成了人们对空间的极度渴求。首先，种田文对空间的描写，展现出了创作群体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怀念心理。中国经历过一段很长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期，种田文对这一生存环境的书写将人们勤劳动手、身体力行、发家致富的劳动美德很好地诠释出来；另一方面，都市人可以在异域空间实现理想和抱负，彰显人生价值，平复挫败感。在异域空间人物通过劳动获得生活乐趣，且这种劳动与自然、土地有关，相比现代生活冷冰冰的机器更容易让人感受到温暖和质朴。邻里间、家人间的相处与互动，弘扬着重人伦、轻利益的温情文化。随着时代发展，新的一代年轻人在亲戚或邻里之情的感受与获取方面有所缺乏，常年在外工作，对家人陪伴也少，她们在情感表达上相对冷漠和疏远；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物质化、金钱化、利益化。相反，种田文为我们呈现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和谐与自在，映照了现代生活中人们极度缺乏与渴望的东西。随着城市化的加快，越来越多钢筋混凝土建成的高楼大厦横立在人们之间，邻里情感被一层层楼、一道道门隔断，邻里温情在城市中越来越稀少，故而更显弥足珍贵。如《重生农家有田》中王倩一家人在被奶奶赶出家门、没有粮食时，是邻居一位老奶奶送来了食物。其他邻居在他们与奶奶分家时站出来帮忙说话争取粮食和田地，展现了邻里和睦、相亲相爱的温馨场面；《木仙府种田纪事》中木艾被李奶奶收留，李奶奶与栓栓真诚对待木艾。大量种田文作者将书写篇幅侧重到邻里间的情感往来上，人物在频繁的接触中建立感情，以此填补读者缺失的情感体验。

从传统理想观念来看，中国人自古就具有隐士情怀和田园理想。无论是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状态的追求，或者是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闲适生活的向往，还是对“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生活环境的期待，都寄托了文人渴望返归田园、回到本真、遵从内心、保持精神独立的隐士理想。古代文人的这种精神诉求一般都是在仕途没落，遭遇现实困境时才出现；如陶渊明在朝堂腐朽、被贬回乡的背景下创作《饮酒》，表达对现实不满、想要远离官场、回归田园生活的心理状态。联系到当下，青年女性群体生活压力日渐增大，文化断层和功利主义思想严重，都市高楼耸立，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种田文描写的“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在道场”的禅宗境界，从劳作里悟道，从生活点滴中体悟人生韵味的人生态度，给在现代生活中拼命生存与奋斗的人以慰藉，使她们放慢脚步，思考当下，重新呼唤纯真生活。

又如女频类历史题材小说，通过穿越、架空等形式将女性在历史潮流中的生活以多种方式呈现出来，彰显出女性介入历史、进入某一朝堂或后宫的生存状态。从对女性身份与性别政治的细致反思到女性自我意识复杂的体认，再到对女性非理性的原始本能抒写，不同时期都有对女性历史和女性欲望的描述，但不变的是女性作家们都尝试使女性脱离男性话语权威和想象性表达，真切关注女性个体生存，开启女性历史和女性欲望书写新篇章。后现代主义者福柯提出“历史断裂”说法，且认为历史断裂是被强权意识独断开的，福柯呼吁要揭示这种断裂，“让强权压制下被历史遗漏的内容浮出水面并昭告其存在的意义。” [14]长期以来，关于历史及历史的叙事基本是由男性及统治话语完成的，女性在已有的历史叙事中长期处于缺席地位，因而寻找历史存在感及通过历史证明自身合法性的需求成为女性作者创作时要完成的目标。女频类历史题材小说将笔锋转到历史这一领域，将女主人公活动空间设置到某一朝代的空间中去，挑战历史只被男性话语操控的命运；如最早出现的《梦回大清》《步步惊心》《绾青丝》等穿越历史小说，又如蒋胜男《芈月传》《燕云台》等写实类历史小说，极大地继承和延续了以往女性作家的叙事策略和创作观念，实现女性自我认知从“本来如此”到“未必如此”的突破，作者在批判精神和探究意识的坚持下重塑新的历史图景，剥离男性神话的外衣，使被历史遮蔽的性别政治得以公开，女性崛起不再成为妄谈，女性自我与独立表征于男权历史和两性政治之中。异托邦世界总会在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消失，“美梦成真”的幻想生活也只停留在小说阅读过程中，这种爽式阅读只能暂时消解读者的焦虑和压力。但历史题材小说借历史人物和事件给读者亲身示范，在“鼓励式”小说中帮助读者建构自我。“历史，不再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存在，而不过是建立在一系列语词之上的蕴涵着复杂权力关系并带有性别偏见的‘虚构的权威’”[15]。“当我们强调‘历史’或某一时空不过是‘虚构的权威’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认可‘女性文学史’也不过是‘权威的虚构’”[16]，无论是建立“权威的虚构”，抑或是解构“虚构的权威”，网络女频文在创作与发展中致力于借助“性别视角”对某一历史时空进行介入，从而在空间层面实现女性话语权利的建构。

又如都市职场文，工作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我们特定的空间格局与样式，时空被压缩了，工作空间从整个生活背景中分离并独立出来，形成一个特别的分区。”[17]在现代生活中，工作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故而工作场域与职业生涯成为人们生活体验特别是女性个体经验的一部分。但现代生活中工作的专业化分类愈加狭窄，现代社会的技术分化与专业强度使我们愈加生活在一个“栅格化的空间”[18]中，极大地局限了我们的生活空间。而“限制与反叛从来是同时生成的，这样空间会自然地滋生出对别样空间以及打破空间界限的渴望。”[19]网络女频文通过多样职业文来展现不同类型职业的空间活动与个体经历，如《浮沉》中乔莉作为职场新人，她在销售部开展她的职业宏图；《不得往生》中的许半夏草莽起家，周旋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法律界、黑社会等多种复杂关系，展现出了私营企业主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艰难的生存状态；《如果蜗牛有爱情》中许诩作为犯罪心理学专家被特招到重案组，以此开始她的职业生涯。诸如此类，网络女频职场文描写了众多职业，展现了多样形态的工作空间，这一书写背后蕴含的是对女性职业能力与社会活动能力的肯定，彰显了女性在事业发展上的多样可能。同时，通过对多样工作岗位与场域的描写，网络小说缓解了读者在当下现实生活中单调乏味的职业生活，而书中人物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断进阶与“逆袭”也消解了现实生活中人们过重压力与繁重工作的疲乏感，给女性的职业生活带来希望与慰藉。

又如女频科幻文或末世文。女频科幻文或末世文力图建构的是一个在科技文明、人性探索、人类思想深度等方面都更为先进的空间，其书写背后彰显的是女性在未来、外星空间争夺话语权的精神诉求。如疯丢子的《同学两亿岁》《生化！星际外援》等，展现了女性对异于现实的外星空间的关注及在神奇空间中的能动性。作者通过异域空间的描写为我们呈现了女性生存的另一种可能。又如藤萍的《未亡日》、丁墨的《独家占有》、桐华的《散落星河的记忆》等小说都书写着女性在末世世界争夺主导权及坚强独立的人格魅力。“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20]，这也是女性创作者在科幻文、末世文中寻求美好未来与合适生存空间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她们探寻个体发展潜力与生存可能性。

另外，女频科幻文、末世文中常出现无CP创作风格，即故事主线更多围绕人物自身能力提升或事业发展而展开，不再描写男女情感关系，甚至没有过多性别化内容的书写。如《末日乐园》，作为一部末日向无限流小说，颠覆了以往女频末日文中女主谈恋爱、空间转化和烂俗金手指等老套设定，展现出强大的脑洞与奇异风格。小说不仅有多样的斗勇情节，还有高难度的推理博弈，同时在末世吃人的故事中探索人性。女主人公林三酒，无论应对末日世界来临，还是面对自我生存困境，都能展现出正面、积极的奋起抗争精神，女主人公像个打不死的小强，有着强烈的求生欲。同时，这本小说传递出的价值观及思想内容与近些年女频文中流行的“丛林法则”“适者生存”等现实生存逻辑不一样，同“女强男弱”“两性对立”的性别观念不一样，也同“亦正亦邪、杀伐果断”的人物塑造不一样，林三酒以独特的性格特征坚守着人性底线，体现出“反丛林法则”“世界大同”“男女平等”等生存逻辑。在末日世界和囚徒困境中女主人公依旧能保持炽热与善良，展现了作者对当下世界的期盼与希望。《末世乐园》能一改以往末世文的“黑暗风”与女频文鲜明的性别化书写特征，展现出对弱者怜悯、对对手帮助、对朋友信任的生存逻辑，体现了女频文创作的新趋向与无限可能。

而快穿文、系统文、无限流小说等的故事情节、人物成长的推进更加依赖空间的变换。如快穿文《快穿之炮灰女配逆袭记》《快穿之反派又黑化了》《快穿女配：反派BOSS有毒》等，人物在不同世界、不同任务的推动下体验多样人生，进而实现“能力进阶”，促其成长、进步。小说通过人物在不同空间的转移建构故事框架，以此凸显了空间在故事推演中的重要性。“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发生的，都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中，都有着一定的时间脉络。要不然，事件就只是进入不了人类认知视野的‘自在之物’”[21]。“每个空间都有它在空间机制和构造上的特殊逻辑，都有它必须扮演的社会角色。”[22]网络女频文在多样化空间中展开叙事，给读者带来别样的审美体验。多样空间的开掘内蕴着现实意识形态，它将女性“生活中的欲望、焦虑等进行着释放与转移”，“它实出于转移现实焦虑、确认自我价值、投射内心欲望的需要”，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人面对现实压力所产生的一种妄想。”[23]但网络女频文空间叙事也存在一些问题，作品的创作若过分迎合读者“刺激性文化体验”的“超级注意力”而不断转换焦点，作品自身缺乏深度价值，那么空间叙事也只会沦为一种肤浅化、同质化的“情景消费”。如在穿越文、综穿文基础上发展的快穿文[24]，该文体在类型化模式渐趋定型的基础上一直在重复或模仿原初对“空间”无限利用的书写方式，甚至纯粹以空间变换推动故事发展，而忽视了不同空间对人物带来的影响，也不注重刻画人物个体的成长与变化。主人公成为一个穿越的机器，只是单纯享受穿越不同空间获得的爽感和畅快感，由此空间成为创作群体、阅读群体乃至书中人物自我意淫与满足的工具。

耽美文、百合文和女尊文是女频文中较激进且富有变革意味的三种类型文，它们或通过纯爱世界的建构展现男性之恋的美好，或通过对百合之女的爱情描写营造“女儿国”式的女性爱恋空间，又或者通过“女为尊、男为婢”的女权社会的建造，书写极端的女性世界。耽美文与百合文通过“同性爱恋”突破了传统世界的想象，为性别发展及人物生存空间探索另类图景；而女尊文在两性世界中不断尝试与变革，为两性关系与女性发展呈现新风景。这三种类型文为女性读者们呈现了精彩纷呈、各不相同的异托邦想象，在性与性别模式的探索中展现另类性爱美学与性别秩序，以此满足读者畅想爱情、慰藉心灵的精神诉求。

耽美文以一种夸张的性别想象与书写方式营造了纯美的爱恋世界，满足了女性对浪漫爱情的幻想需求，但耽美文在隔绝女性、标榜男性的情况下反而流露出女性自我阉割情结，宣扬了男性优越论，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强化了性别二元对立思想和两性性别差异。百合小说以女性逃离现实的生存秩序来表达女性间的纯美爱恋，虽然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拒斥了男性伤害，但同时也将两性和解、女性自我解放的可能性拒之门外，就像耽美小说所彰显的女性无法在没有女性的时空中实现自我价值、争取话语主权一样，百合小说中女性也无法在完全隔绝男性的同性爱恋中表达女性的真正崛起。女性需要在两性相互协和的状态中开拓彰显个体价值的相处模式，过于理想化的状态不足以回应当下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女尊文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母系世界的描绘展现了女性的霸主地位，彻底推翻了男权体制的压迫，但女性面临的现实境遇远没有那样简单，若一味沉溺女尊文营造的乌托邦，女性自我的赋权活动将依旧毫无进展。故而，我们需要从梦幻理想的女尊世界中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女性真正的解放。

从深层意蕴来看，文学的价值在于它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网络女频文通过对多样空间下不同类型故事的展现与描写，将女性群体的欲望诉求与现实境遇呈现出来。人格的发展需要适恰的空间。然而在当今社会，在巨大的生存挤压之下，人格发展的自由空间少得可怜。这种空间的挤压和错位造成了人格的畸变。因而女性对于个体自我的心灵建设，多借助于文学，在女频文创作与阅读过程中不断开拓和丰富其精神世界。

当下，随着市场的扩大，竞争的激烈，网络小说在叙事方面越发表现出对空间、地图等的偏爱。从字数上看，空间的架构以及由空间架构推动的“升级打怪换地图”式的小说叙事模式更能延长小说的故事线，小说情节能源源不断地展开，一个空间接着一个空间，一个地图接着一个地图，由此，小说字数也能变得更多。从创作角度而言，空间叙事的入门门槛相对较低，更方便网络作者架构故事，如种田空间文、网游小说等，人物游走在各个不同空间与地图之中，这对网络作者在创作中的故事把控能力、逻辑能力等要求相对较低。另外，从作品的可读性来说，空间叙事不仅关系着人物活动的场所、作者的叙事意图，还影响着小说情节的走向、故事展开的限度与可能性等，好的空间书写将会大大提升作品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从现实意蕴来说，网络小说的空间叙事对接着当下人们越发碎片化的生活状态，多样变换的空间书写消解了人们相对“固化”“无聊”“确定性”的生活结构，读者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新奇、刺激的快感体验，使其在孤独、繁忙和压力中得到慰藉。当下，越来越多的网络小说以“空间”书写来发展情节，以“地图”变换来串联故事，空间叙事特征愈发凸显，甚至成了叙事的本质特征之一。但目前随着网络小说商业化、市场化的逐步发展，网络小说中出现了众多同质化、套路化的空间叙事模式，一些小说过度利用“空间”叙事，通过“打怪升级换地图”来串联故事，从而减少了对文本逻辑和故事连接点的考量，剧情的推进与刺激高于故事的合理性，小说开始通过贩卖爽感吸引读者关注。如此发展下去，网络小说必然会出现更多同质化、劣质化作品。因而，如何利用好空间叙事，在小说故事架构中使空间描写做到扬长补短、合理有效，是网络小说作者必须深思的问题，这也是网络小说想要实现长久发展需要克服的挑战。

文本自身与网络空间的双重“异托邦”

“从现实角度看，‘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人们‘交互作用’上的结构、环境和空间的延伸和拓展；从虚拟的角度看，网络社会‘依存’于现实社会，是一种‘真实’”。但“虚拟的网络社会不是现实社会的‘翻版’，”而是在延伸与依存双重效用下的一种发展，“‘延伸’表现在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关系结构的重构，而‘依存’则表现为网络社会中‘经验的东西’将通过现实社会检验。”[25]网络社会为女频文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第三空间”，这一空间虽有一定“规则”，但“趣味和爱好的趋同性成为重要的选择标准”[26]。在“第三空间”女性有了自我言说的权力与机会，主体性得以建构与彰显，女性个体获得了更多的权益和尊重，满足自我幻想与欲望诉求。由此这一“第三空间”也可被视为女性群体活动的“异托邦”[27]。但同时“异托邦”也面临着自我封闭的可能，在男女频分化越来越清晰的当下，女性话语权威与自我言说的力量显得如此落寞，女性主体地位与自我意识的提高没有了参考物和验证对象，在隔绝男性的异托邦世界中女性难以真正自证；这种双面性及两者之间的微妙耦合与矛盾关系，使女频文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充满争议、饶有趣味的景观，值得网络文学研究者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做进一步研究和思考。而这一矛盾性特征同样适用于网络女频文在“第三空间”中通过不同类型文建构的多样“异托邦”世界。虽然它们具有逃避现实、抵抗命运、自我幻想的倾向，但更多呈现的是女性群体表达自我、彰显个性、摆脱平庸的心理诉求，娱乐性与幻想性才是女频文创作最本质的精神属性与核心特征。

米歇尔·福柯曾提出“异托邦”概念，他认为“在任何文化中，在任何文明中，都存在着真实的场所和现实的场所，它们被设计成为社会的体制以及各种实际上实现了的乌托邦。在其中，某些真实的位所，在文化中可以发现所有其他真实位所，它们同时呈现出来，引起争议，甚至被颠倒过来，进而形成一些外在于所有场所的场所类型，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局部化的。因为它们全然不同于它们所意指或反映的各种位所，所以我将把这些位所称之为‘异位’（heterotopias），与乌托邦相对立”[28]。女频文营造的世界便是一种独特的“异托邦”，女性创作者在想象力与创造力基础上将其以文学的形式展现出来，“其中的交往逻辑与现实相异，但也有类似的一面。”[29]在作品中作者可以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的全新角色，虽可按自我欲望与喜好建构“异托邦”，但其内在世界也有一定规则，权力关系与等级秩序依然存在。

多样类型女频文在世界观架构中呈现出的“异托邦”与网络女频文生存的网络“第三空间”有着相似性。它们看似充满幻想，却也表达抵抗，缓解着女性群体残酷的现实遭遇和生存压力。网络女频文创作者与阅读者结合在一起形成女性同盟群体，她们共同致力于异托邦建立。异托邦是现实生活空间之外女性寻求生存发展建构的另类世界，是女性情欲诉求得以实现的独特世界与表达空间，也是女性群体的自我狂欢场域，它充满宣泄性、颠覆性、纯美性，表现出强烈的放纵性、自由性、随意性与反叛性，体现着女性群体反歧视、反压迫的自由朝气与生活状态。在如此虚拟化、幻想化的“异托邦”中女性群体打造了一个情绪可以表达、欲望可以言说、焦虑可以释放、情感可以寄托、价值可以追寻的异度空间。

写作成了女性展示个体欲望与建构主体性的舞台。意义多元化与非确定性的宣扬，个体精神的张扬与自由的表达，去中心、去权威、去等级的话语模式的盛行等在帮助女性获得解放与自由的同时，又使普遍价值规范陷入缺席与搁置的地位。过于追求二次元、异托邦会使人走向狂热，陷入幻想，丧失理性与生活方向，也会致使女性在写作中贪恋自由抒发带来的快感，并对其产生依赖心理，故而这值得引起创作群体与阅读群体的警惕。

同时，早期关于互联网及其性别化色彩的言论也颇具乌托邦色彩，人们认为在线空间的无实体性创造了平等的在线体验。尽管并非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互联网作为潜在的乌托邦媒介的这一看法，但无实体的以及与现实有所脱离的话语空间，成了一个有可能消除差异与社会背景的地方，它具有创造一个“乌托邦”的潜在条件；对此，早期网络女权主义认为，互联网中主体的无实体性与匿名性，致使女性主义的乌托邦有了一定的实现基础。对于渴望网络乌托邦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来说，互联网像是一个游戏场，在此女性可以探寻性别符号与身份，它成为一个可以摆脱性别二分法和物质界限的空间。

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各种女权流派和思想的支持者都在致力于争取女性的真正平等与自由，重构性别认知观念。她们渴望打破男权统治，使社会发展成更加和谐平等的人类共同体。从这一层面来看，女权主义从来都是带着乌托邦色彩的。这在作家吉尔曼的小说中有鲜明体现，她将“女权主义”思想与“乌托邦”思想融合在一起创作了“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而网络女频文在理想化“女儿国”家园图景中展现了女性“乌托邦”的生存处境。大多数小说其实并没有鲜明“乌托邦”与“歹托邦”界限，作品既展现女性在“她乡”中的自治权与话语权，也反映出女性在社会环境压迫下的艰难处境，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以“虚构展现历史，以批判建构未来”[30]。女性创作群体与阅读群体通过文本世界来逃避现实，并以虚幻、理想世界的建构来进行消极抵抗。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群体形成了“想象共同体”，致力于以虚拟世界的建构和现实空间的开拓来表达自我。但“消极抵抗”是网络女频文给女性群体提供的“另类选择”，网络女频文的创作、生发与繁荣并不是以“反抗”为目的的，“它对‘主流逻辑’的毁坏、表征、抗议、颠倒，全部来自它的异质性——不知道、不关心、不care，自己和自己玩”，这种“‘不与主流对抗的方式的边缘存在’，是其抵抗的基本方式”[31]。由此，网络女频文在“作品世界”与“现实世界”中构建出一种“异托邦”，其中不可避免地自带着“乌托邦”指向。

我们需要想象一个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女性群体将创造真正的新生活；性、政治、智力、权力、母性、工作、社区、亲密感将产生新的意义，思想本身将被改变。如女尊文，在该类型文中女性创作者建构了“女尊男卑”的异托邦社会。这个异托邦由一个个理想事件和秩序组成，在这个理想世界中，女性的地位比男性高，母权制重新崛起。这也与生态女权主义者的观点相一致，她们主张建立“妇女的土地”，摆脱父权制，她们证明了实践异托邦空间的可行性。女尊文在展现“女儿国”开疆扩土、建立王朝、女性为政等方面有着较为详细的刻画与书写。

当代女性不仅生活在物质的、现实的世界中，同时也存在在一个由网络编织出来的虚拟空间中，而生长于虚拟赛博空间的女频文，呈现出一种具有虚拟特性的虚拟真实。通过对异于当下或拟像当下生存空间的表达，女频文有着独特的故事魅力，造成读者期待与作品描述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而产生新奇感，碰撞出另类的审美趣味。它们具有在现实的真实存在和想象的虚拟存在之间穿梭的两面性，故事具有虚构性，但其情感的真实性、梦想的指射性等，是对现实世界中女性群体生存境遇观照的结果。

文学是我们理解世界、感知世界、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女频文通过虚构和异质空间表达的是先于小说而存在的真实，因而它不是对纯粹真实的模仿，也不是对真实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自主的真实，它与人类生存的真实世界的关系是对已存在真实的一种改善。

关于网络文学创作的虚拟与真实，幻想性叙事与现实隐喻、象征性抵抗等问题，结合网络文学的生存环境与特征，本研究从“虚拟美学”的审美艺术这一角度出发进行考察。目前，针对我国网络文学幻想类作品多于现实类作品，玄幻、穿越等小说火爆的发展状况，有学者提出建构网络文学的“虚拟美学”理论，这也是对作品中建构的“幻想性”“异托邦”世界的一种回应。“虚拟美学”成为网络文学新的美学范式，这与传统文学的审美范式有很大不同。如波德里亚所说，现实已经消失，一切都是仿像。网络女频文多样类型、多种主题的表达所遵循的大多是“虚拟美学”原则。作品在“幻想性”世界的建造中，呈现出“虚拟美学”审美范式，给读者营造充分的想象空间，使之产生情感共鸣，有利于读者欲望表达与情绪释放。且在“虚拟”面具的遮蔽下，有利于人性的张扬与解放。网络女频文中穿越、重生、甜宠、虐恋、耽美、女尊等类型文都是“虚拟美学”极具代表性的文学样态，作品以女性主体的精神之旅展开“狂欢化”“理想化”的自我表达，书写对现实压迫的不满及寻求改变的期盼。在这里“虚拟”成了女性建构理想世界的一种方式，形态各异的幻想性书写与多样空间的营造是“虚拟”的一种结果，女性群体以游戏化、幻想化、虚拟化方式逃避现实，而那些经典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深层的人性拷问与精神之思中会传递出对这个时代、社会的质疑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