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喜欢到处走走看看的人，陆续去过国内外一些地方，仰望喜马拉雅高耸、巍峨，敬佩雅鲁藏布雄浑、狂放，体验过中国南方冬天湿冷、夏天溽热，观长江澎湃、叹黄河悠远，被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滚滚浪涛震撼过。我曾在秋日惊诧东瀛京都尚存唐风遗韵，流连俄罗斯圣彼得堡涅瓦河两岸巴洛克风格的老建筑，赞叹澳大利亚牧场数量庞大的牛羊和跳跃的袋鼠。托造化之手，这个名为地球的人类栖息地真是美不胜收，经常可以见到赏心悦目的风景，但迄今为止，那些异域山川、他乡楼阁，只让我走马观花，不是我肉身和灵魂能够寄托的地方。我生活在中国的东北角，这里有我祖辈的生命轨迹和我自己的三尺蜗居，是我无论走多远都将魂牵梦绕之地。

这里四季分明。冬季酷寒，冰冻三尺、白雪皑皑、北风呼啸，从黑龙江北极村到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到辽宁大连的棒棰岛，纬度虽然不同，却要共同经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的考验。东北人从来不否认自己的家乡冷，但当一些没来过这里的人谈东北色变，认为东北冬天不适宜居住时，其实我们聪慧的祖先已经发明了取暖方式：乡下的房子有火炕、火墙，城市里的楼房有统一供暖，我们冬天可以在室内穿短袖、吃雪糕。近年虽然有些东北“候鸟”冬天纷纷南下三亚、北海、西双版纳，大多数东北人仍然留守家园。像我这种在东北常年居住的土著，如果不经历每年一次的酷寒考验，不被呜呜尖啸的西北寒风吹一吹，不踩一踩吱吱嘎嘎没脚脖子的厚厚积雪，这一年仿佛就不完整。冬天我在成都、杭州短住过，那里的普通民居，如果不开空调取暖，室内温度远不如我们东北普通人家里暖和、舒服，浸入骨子里的湿冷，让我这个东北人异常难受。经历过酷寒考验的东北人格外欣喜春天的到来，大风扬尘、刺骨，但我知晓春风在努力吹化冻土层，在为万物萌生、耕种良田摇旗呐喊。东北的夏天昼夜温差大，白天只要不在太阳下暴晒就好，很多人家不安空调，只有伏天里的一些晚上才让人感觉难耐。溽热日子极短，立秋一到，秋风送爽，稻谷金黄，鱼肥蟹美，榛子、松子、核桃、蘑菇、山楂、栗子、葡萄、苹果、大枣……秋天的果实目不暇接。大自然以丰富的馈赠让东北人为一年的收成心满意足时，南方的很多地方还躲在空调房里诅咒恼人的高温什么时候才能散去。东北的秋天，田里五谷丰登，山上层林尽染，土豆、萝卜、大葱、胡萝卜收藏进窖，大白菜在缸里发酵，正在酝酿成美味的酸菜。有秋储习惯的东北人不畏惧即将到来的酷寒。最近几年的新冠疫情，证明有秋储习惯的人可以更从容地面对突发情况——秋储习惯是自然条件促成，是先人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

传统东北农民干半年歇半年，猫冬时孕育出二人转这种下里巴人的表演形式，两个人就能表现战场上的千军万马，更多是在演绎普通百姓的恩怨情仇。前半夜男女老少在一起欢闹，后半夜清场妇女和儿童，人性深处的隐秘念想借着夜色肆无忌惮唱出来、喊出来，那时候的人真实、不装。东北人普遍能说会道，跟猫冬习惯绝对有关——漫长的冬天，室外酷寒，人不方便外出，团坐室内火炕上围炉猫冬长谈，锻炼了东北人的说话能力，谁说得巧、说得妙，谁就是话语中心，是受欢迎的人。不停地说话有助于东北人度过漫长寒冬，语言表达能力因寒冷因猫冬而千锤百炼。东北话不文，爱打比方，象声词多，极富感染力，随着走南闯北的东北人不断扩大影响。有东北人的地方，相近的人很快会被东北口音感染。经过多年春晚小品节目助力传播，东北话传遍大江南北，辨识度极高。近年网络平台兴起，我刷到很多讲东北话的网红直播、带货，他们嘴皮子溜、话风幽默，带货效果普遍很好，是网络上的一道特殊风景——东北话不仅是我们东北人沟通、交流的工具，还是老天爷赏给子民的饭碗，尤其黑龙江一些地方的口音非常接近普通话，出过很多优秀播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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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类居住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东北大地就有古人类的足迹，当周口店的“北京人”在华北大地上艰苦生存时，位于辽宁本溪的“庙后山人”顶着更北方的寒风同样生存下来并给后人留下凭吊遗迹，其后的营口“金牛山人”、喀左“鸽子洞人”等原始人群，已经步入早期智人阶段，脱离群婚状态，跨向氏族社会。寻找中华民族文明起源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课题，当多数学者的目光瞄向黄河、长江流域时，辽西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墓以及东山嘴大型祭坛遗址的发掘，表明辽河流域也是文明发育较早的地区，为中华民族带来五千年的文明曙光。我几次去辽西朝阳，牛河梁、东山嘴遗址给我的震撼，不亚于西安兵马俑的威武列阵——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五千年前的文明是什么样子的，虽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从这里排列有序、跨越时空仍旧坚固的古老地基和神像残片，后人完全可以大胆想象。

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将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比作天空中划空而过的雄鹰——他们也许在当时的历史中拥有过激动人心的壮举，在历史变迁中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毕竟时间最为残酷无情，当他们为他族所灭或者融入别的民族后，就像雄鹰飞过一样，天空中再也没有什么痕迹可以证明他们的存在。但在我看来，任何民族只要存在过，就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只不过留下的痕迹不同，有的一目了然，有的比较隐蔽，由于年代久远，不容易被发现或者难以马上分辨。

东北大地自古以来民族众多。早在先秦时期，史书上记载的肃慎、濊貊、东夷等种族共同体，乃至已经结成部落联盟的山戎、东胡，就依傍秀丽的白山黑水生生不息。到两汉魏晋，东北最早的一些民族，如夫余、高句丽、乌桓、鲜卑已然形成，这些民族也和汉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在和汉民族先进的农业文化的交流中，黑土地上的古老民族在文化上不断进步，有的最终融入汉民族之中，比如乌桓和留下过长篇叙事诗《木兰诗》的鲜卑。北魏、隋唐时期，契丹、奚、室韦、渤海等族相继形成，比这些民族历史更为悠久的夫余、高句丽等民族不断分化，有的融入渤海，有的融入新罗。这一时期，更多汉族迁入东北地区，为黑土地带来先进的汉文化。辽金元时期，生活在黑土地上的诸多民族，经过长期各个民族包括和汉民族的文化冲突和交流，形成越来越鲜明的本民族文化特征。这一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文化发展快速，和汉民族一道，成为黑土地上比较先进的文化，成为东北地区民族文化交流的中心。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交通和信息交流的日益便捷，生活在黑土地上的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活动进入空前频繁阶段，高句丽、渤海、契丹、奚等在这一时期融入汉族，蒙古系各族、女真系各族则逐渐融合成蒙古族、满族这样的较大民族。明清时期，黑土地上最终形成汉、满、蒙古三大民族，一些人数较少的民族，如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锡伯、乌盖德、库页等族始见于记载。这些民族为数众多，在黑土地的历史长河中或征战厮杀，或和平交融，为东北大地今天的文明积聚物质和精神的因子。没有他们，黑土地上的文明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东北人也一定是另外一种命运和性格。

东北大地至今仍是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东北人幽默、乐观、豪放，东北人的性格和现有的以及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多民族的文化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农业文化、移民文化、殖民文化、20世纪崛起的工业文化，为东北人的性格烙印上深深的地域色彩、民族色彩、时代色彩，当东北人大碗喝酒、大声说话、大气待客、大方做人，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性格鲜明的个体，还是我们的多民族祖先。祖先的血液在后人的骨子里流淌，祖先的精神气质潜移默化成后人的性格。因为这种烙印在骨子里的基因，当我们离开故土去南方、去国外，我们随身携带粗犷、豪放，呈现出与他乡人不尽相同的性格；他乡人一旦来到黑土地，他们的性格，也很快浸染包容、热情、开朗。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湖南人雷锋、在鞍钢当过工人的雷锋、在抚顺当过兵的雷锋，为什么会在东北的土地上成长为榜样；容易理解土生土长的郭明义，在雷锋去世几十年后为什么同样会成为楷模。“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不是一句简单的歌词，而是这一方人性情的概括写照。在东北，更多无名氏和他们的善行，同样像雄鹰从天空飞过，看似无痕，其实从未离开这块辽阔的土地。

作为生活在东北的东北人，我热爱这里的山川河流，热爱这里的历史文化，也离不开填饱我肚腹的家乡饮食。异乡的美食可以让我尝鲜、猎奇，却不会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一日三餐。按照饮食人类学的观点，菜系是饮食在区域上的表述。世界各地之所以有多种不同的菜系，是由于地理、气候、土壤等等差异所形成。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菜系，不同的菜系可以理解为不同地缘群体习惯的地方口味。法国人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知道你是谁。德国人说：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人。在饮食方面，我身上深深烙印着这块土地的印记，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没出息地想念家乡饭菜，身在他乡，如果没有现成的馆子可去，宁可自己下厨展手艺、饱口腹。东北菜食材广泛，注重地方特产原料的使用，在制作野味菜方面有独到之处，与东北这块广袤土地的地理特征吻合。这里有山地、有平原，有河流、有海洋。黄海的花蚬子、渤海湾的大对虾，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山货野味，黑龙江、松花江、鸭绿江、辽河里的河鲜，松辽大平原的玉米、水稻、黄豆，大东北的萝卜、白菜肉厚味浓……广袤的土地、多样的地理地貌让东北菜的食材丰富多彩，虽然“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成为遥远美丽的传说，但东北物产的丰富性和地域特点还是十分鲜明的。东北菜让我想到这里的历史、民族。这里多民族聚居，满族人自此起步入主中原，以山东、河北为主的关内汉族移民从海路、陆路持续涌入，蒙汉杂居的地方不少，朝鲜族、回族等具有鲜明饮食特点的民族长期在这里定居。民族之间长期相处，潜移默化，饮食上互相渗透是必然。东北菜有宫廷菜、官府菜、市井菜、民族菜、海鲜菜等等，呈现出一种开放、杂糅的特点，外人看混搭、不成系统，我们自己却习以为常。无论富贵堂皇的满汉全席，原汁原味的内蒙古烤全羊、手把肉，还是鲜香甜辣的朝鲜拌菜、烤肉，俄国人带来的列巴、红肠、苏伯汤，相对清淡的日本料理，在这块土地上都有拥趸。东北菜醇厚香浓，让我不能不联想到东北人的性格。酷寒的气候、民族融合的历史，造就东北人粗犷、率真的性格，爱憎像季节一样分明。

东北菜有上得台面的满汉全席等可登大雅之堂的知名菜肴，更多的是扎根民间的百姓吃法。两种民间吃法非常典型，一是“大丰收”或叫蘸酱菜——从春天的小葱、生菜、各种山地野菜，到夏天的茄子、辣椒、黄瓜，到秋冬季节的大葱、白菜心、酸菜心、大萝卜，蘸酱菜在东北人的心目中是家常菜，在家里吃，下馆子也吃。炸鸡蛋酱、肉酱或农家酱配应季菜，饭店招牌上写“大丰收”，蘸菜的内容不固定，可以随季节变化，原滋原味，百吃不厌。吃过大鱼大肉，蘸酱菜是最好的解腻爽口菜。东北家常餐桌上另外一类常见的吃法是炖菜或者叫乱炖——如果说蘸酱菜是万物皆可蘸，炖菜则是万物皆可炖：名声远扬的小鸡炖蘑菇是炖菜；村姑翠花端上桌的白肉血肠炖酸菜是炖菜；铁锅炖大鹅让人垂涎欲滴；海边人喜欢把各种小杂鱼放一个锅里炖；江里的鱼也是炖了最好吃；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土豆等时令菜蔬加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放到一个锅里，是为乱炖。大锅炖菜软烂、鲜香、浓厚，配上东北人引以为自豪的大米饭，或者煎出嘎巴的苞米面饼子，让东北人长得普遍高大健壮。“鲇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东北炖菜名堂多，有比较固定搭配的，也有家庭主妇信手拈来，厨房里有什么食材就炖什么，炖什么都好吃。东北菜随东北人漂北京、闯三亚，随移民到海外，去了欧洲、美洲、南半球。东北菜走出东北，说明东北人往外面闯荡时带走了家乡菜，说明东北菜确实好吃，远走他乡的东北人离不开，外乡人也愿意捧场。

作为一个生活在东北的东北人，我也认为东北不是完美之地，有这样那样不尽人意之处，但近年每每耳闻对东北和东北人的微词、批评，我心情沉重复杂。有些批评中肯道出东北的某些不足，比如市场意识有待提高、契约精神欠缺；有些批评则言过其实，是对东北了解不够，包含了偏见，简单粗暴，人云亦云。我愿意花费一点笔墨，心平气和地理一理我眼中的东北、东北人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因为热爱，所以不想被误解。

东北人不但普遍身材高大，嗓门也不小，在公共场合识别度高，可能给身边人带来热闹气氛，也可能带来困扰，这是事实。但大嗓门不是简单的粗俗、缺乏教养，其实跟地理特点有关，也跟这里工业化程度比较高有关。东北自古地广人稀，旷野中人和人交流必须大嗓门。在山里采撷的人要经常喊山，以此确定同行伙伴在什么位置、是否平安。靠海生活的人嗓门大，因为声音大才能穿透波吼浪啸传达信息。传统工厂车间，炼钢高炉、车床机器前，想在机器轰鸣声中完成语言交流，不大嗓门喊叫别人听不清你在说什么——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我先生时常大嗓门说话，我提醒他时，他解释说下车间工作，声音小了彼此听不见，习惯了。大嗓门一辈传一辈，在东北高声说话彼此都觉得很正常，出走他乡，跟南方人的温软、和风细雨比较，东北人不但说话声音大，也很少咬文嚼字，直白、不会拐弯，加上东北语言的夸张性、个别东北人确实存在“话”而不实的行为，久而久之东北人集体被打上了爱“忽悠”、能“忽悠”的烙印。经济不景气推动东北人向外走，移民基因让东北人普遍敢于到处闯。北上广等大城市里有很多为生存打拼的东北年轻人，三亚、北海、西双版纳等地有去养老的东北老人，老少东北人走到哪里轻易改不掉自己祖传的大嗓门。喜欢你的人说你开朗、大气，不喜欢你的人可以因此定义你粗鲁、不文明。东北话、大嗓门，吃了外界对东北负面印象的瓜络，语言是替罪羊。

对东北的批评声音，“投资不过山海关”最让我百味杂陈。这个判断有关诚信、契约精神，有关投资环境，也有关东北的未来。我有一个大学校友群，曾有一位北京校友坐高铁来东北，出山海关后，看到铁路沿线绿油油的大平原，随手写下几句话发在校友群里，大概意思是这么好的自然条件，东北为什么还会穷，他表示不理解，怀疑东北人不思进取、太懒惰。那个校友群是五百人的大群，我相信群里肯定不止我一个生活在东北或者出身东北的人，但大家对这位校友的感慨既没有人接话，也没有人反驳。看到他写的几句话，我想说，东北不是“穷”，是“落寞”了。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话到嘴边，我也保持了沉默。我在那个群里的态度，可能有一定代表性——东北人对有关本地区的不利判断，心里不是滋味，不服气，肯定也想反驳，但很少有人出面认真据理掰扯。时间久了，外界会不会认为这是一种默认？

计划经济年代，优质的东北工农业产品不需要自我推销，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种什么不种什么，不需要东北人自作主张，听从安排就是。东北人市场意识不强，跟这种特殊历史有关。东北的现在不是一个“穷”字能简单概括的，也不能因为经济不够景气而推断东北人思想和行动懒惰。东北的现状，往近说是计划经济的后遗症；往远了说，也跟这里资源丰富、工业化较早有关。东北不是一张白纸，即便有宽松、优惠的政策，也不会像深圳那样可以在一个小渔村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回顾历史，东北也曾是投资热点，是移民向往、争相涌入之地。自1861年辽宁营口开埠，东北开始近代化进程。清末民初，沙俄和日本在东北争夺利益，突出表现为争相在中国东北布局铁路建设并大打出手，爆发点是1904年开始的日俄战争。作为日俄战争的胜者，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长春以南的铁路权益，是为“南满铁路”。民国时期，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地方政府冲破日本人的封锁、掣肘，积极筹资，加快中资铁路建设速度。三方势力投资竞争的结果是，当时东北的铁路路网密度居全国之首，可以说每座东北城市在近代的发展都跟铁路息息相关，最典型的城市是作为中东铁路节点的哈尔滨。随着铁轨向四面八方快速延伸，一些新城镇沿铁路线迅速兴起，像奉天这样老的中心城市则作为铁路枢纽而进一步壮大。哈尔滨和奉天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远东城市，繁华程度不输十里洋场的上海，当时欧洲往中国发送电报，都要通过哈尔滨中转。东北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地方，这里自然资源丰富且优质，大豆、玉米、煤炭、铁矿石等资源催生粮油加工、钢铁、煤炭、机械制造等行业壮大，地方政府为强军开始加大军工厂、炼钢厂、造船厂等企业的投资。铁路建设和各类工厂吸引国内外资本，也让东北成为移民持续涌入之地。俄国人、日本人来到这里修铁路、开矿山、建工厂、种水稻、经营银行，山东、河北等地农民纷纷出山海关耕田务农、进厂做工。资本的投入拉动东北常驻人口自清末民初极快增长，黑龙江省1912年常住人口二百万，到1931年达到六百万，全东北在相同时间段人口大约增加两千万。1949年后，东北因为雄厚的工业基础，成为政府重大项目的集中投资地，也是移民继续涌入之地。我的出生之地是鞍山东南的一片矿山生活区，在生活区可以遥望的大孤山露天铁矿是20世纪初发现并开始开采的，出产的铁矿石经过选矿厂简单筛选供应鞍钢炼钢。我家左邻右舍，长辈大多在矿山工作；我的小学、中学同学，他们的家长多数也在矿山供职。那些邻家、同学长辈，他们多数不是本地人，有的从部队转业地方，有的从相关大学、中专、技校毕业分配而来。从农村转到矿山工作的，细数祖上，有相当一部分也是闯关东的关里人，在当地有三代以上生活史的人家极少。我小的时候，左邻右舍常能听到来自山东的小脚老奶奶呼唤后辈的山东话，能听到唐山话特殊的绕耳余音，邻家院子里摊山东大煎饼的香气扑鼻，以至于少年时期的我竟以为天下所有地方都像我家乡一样，是五湖四海的人汇聚到一起的。

人口流向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向标。计划经济年代前期，东北人口继续流入，后期人口开始随产业外迁。三线建设时期，很多东北大企业的骨干力量、技术工人开始迁徙三线工厂，我的伯父一家当年就是支援三线建设从鞍钢去了四川成都。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样的著名高校曾被分解，一些骨干专业和师资迁往南方，派生出来的高校如今也都是名声赫赫的高等学府。外迁人口多是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东北传统产业不景气，新兴产业没有跟上经济转型的脚步，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眼看父兄辈下岗、失业的年轻一代人自然开始外流。东北城镇化率高、工业人口多，计划生育年代，超生现象不明显——城市人失去公职是难以生存的，不像乡下农民，交过罚款后，至少还可以靠土地吃饭。时至今日，延续计划生育年代的生育习惯，东北人的生育愿望仍然不强烈，人口外流加上低生育率，加上有基本养老金收入的老年人平均寿命长，东北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排到全国前列。因为工业化程度早，东北老人拥有企业养老金的数量巨大，那些去南方过冬的老人不乏拿企业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他们的养老金可以保证基本温饱，跟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老人相比，却远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与少数先富起来，可以在三亚买别墅、买高品质大房子的富人相比，这些老人虽然可以节衣缩食买机票去南方过冬，但在三亚等地常常租住便宜公寓，日常生活中仍需要处处小心算计，他们在异乡的低微姿态让东北穷的形象又坐实了一些。而我以为，相比东北更贫困地区的一些老人，很可能连买张机票、换个地方去养老的想法和能力都没有。

人口流动有自己的规律，国内外都如此。北欧国家的居民像候鸟一样到南欧海边去享受阳光、海浪也是常见的。作为一个生活在东北的东北人，我不反对东北人流向他乡。人往富裕、能挣到钱、阳光灿烂的地方走符合人性，符合社会规律，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逆向而行多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生存或外界压力使然。遥想三百多年前，我的祖先从他乡迁往东北，因为那时候的东北可以给关内的穷苦农民提供可以耕种、糊口的土地。我看到的一份张氏家谱上写着，我的祖先清朝顺治八年从直隶滦州府移民关外辽阳，是清朝第一次大规模政府移民潮的一小滴水珠。清政府之所以实施政府移民，是因为大量以满族人为主的东北原住民“从龙入关”，导致山海关外人口空虚。作为在东北大地上驰骋多年的原住民，满族人知道黑龙江的北方有沙俄虎视眈眈东北的肥沃黑土地，充实人口是土地安全的必要保证。东北因为在东北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是外强觊觎之地，没有相当数量的常住人口和经济实力支撑，安全堪忧。为让关里的居民离开故土移民山海关外，清政府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比如无偿提供可耕地、允许开荒地、免收多少年税收等等，增强了关内穷苦人口移民的动力。优惠的政策、更易生存的广阔土地吸引关内人口陆续涌入，为保证“龙兴之地”不被过度开发，清政府很快修了柳条边，试图以柳条边阻止流民。但事实上，无论从前更坚固的砖石长城还是柔弱的柳条边，都无力真正阻止人口流动，为了生存，人的能量是无限的，整个清王朝，关内人口从未停止向关外流动。到清朝末年，1905年结束的日俄战争给东北带来巨大创伤，清政府于1906年派贝子载振携军机大臣徐世昌等人巡视东北边疆，巡视结束后，徐世昌在上递给清政府的一份奏折中指出：“东三省之安危存亡，非仅一隅之安危存亡而已”，在他提出的四条措施中，第一条即为徙民实边和增加移民（见《北大营历史研究》，沈阳出版社2020年，第13页）。清政府随后批准奉天地方政府“新政”，惜王朝气数已尽，非区区东北地方的“新政”可以挽救。清朝灭亡以后，由于东北地广人稀、适宜耕种的土地多、工业化建设速度加快带来更多就业机会，而同一时期关内军阀混战，普通百姓生存艰难，各地移民仍然不断向东北流入。

1985年夏天，我从大学毕业到沈阳定居，那时这座老工业城市里到处可见高耸的烟囱，每到冬天，工厂生产加上居民烧锅炉取暖，让这座东北重工业城市笼罩在浓浓的烟雾之中，初到这里的外乡人一定被这里的烟雾震撼过、困扰过。后来的年代里，尤其进入90年代以来，一些老工厂或关闭破产，或改造重组，或搬迁，城市烟囱越来越少，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天蓝了，空气好转，更适宜居住，但对年轻人而言，工作机会和收入比珠三角、长三角等地有明显的差距。人口流动从脚力好、对未来有更多期待的年轻人开始，独生子女一旦到外乡去定居，他们的父母很快也会跟上……

而我仍旧生活在这里。于私而言，这里四季分明，有可口的家乡饮食，有我的父母家人。于公，这里有基础雄厚的工矿企业，有数量庞大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群，居民整体受教育程度高——东三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居全国前列。石油、化工、钢铁、机械、飞机制造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产业外，这里还是重要的粮食基地。狭义的东北指黑吉辽三省，广义的东北还包括内蒙古东部等地。大东北有世界上最宝贵的适宜粮食种植的黑土地带，适合机械化大生产，大豆、玉米、水稻等优质农作物让大东北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东北富裕、东北安全、东北丰收，不仅仅关乎东北。

最近一段时间，我愿意在各大网络平台上观察一些活跃的东北年轻人，他们拍摄家乡风景、介绍家乡习俗，他们快嘴快舌、语言风趣幽默，以巨大的点击量给自己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动周围的年轻人做直播、拍短视频，让外乡人了解东北的美丽山水，也将更多东北农副产品从网络平台推销出去。与外流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行为带有扎根者、逆行者的探索、自救性质。网络进步带动经济进入新时代，年轻人抓住直播带货的机遇，我看到他们自立、自强、自救，他们是身上发光的人。希望永远在自己身上，优惠、扶持政策之外，要有强劲的内生动力才行，普通个人乃至一个地方，概莫如此。东北农业资源、旅游资源、工业资源、教育资源等非常丰富，我愿意相信、期冀这里还会蒸蒸日上。市场有竞争，可能惨烈，但又公平、有规律可循。直面市场竞争，增强契约精神，挖掘自身各方潜力——多年以前，祖辈背井离乡来到这块寒凉的土地，在更艰苦、更荒乱的条件下坚强活下来，开枝散叶、生生不息，作为坚强祖先的后代，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好？！

【作者简介：女真，原名张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辽宁省优秀专家。写作小说、散文、评论等多种文体，著有小说集《睌霞中的红蜻蜓》《黑夜给了我明亮的眼睛》等，作品入选多家选刊、选本，曾获中国图书奖、《小说选刊》年度优秀作品奖等多种奖项。现居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