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之年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年龄，一个开始硕果频出的年龄。如果将视野限定在中国文学，目光投射到百年文学史，亦莫不如此。“五四”时期，在《新青年》上振臂高呼的“文学革命”主要倡导者，如胡适、李大钊，当时都不到三十岁，他们以先锋姿态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派小说家横空出世，他们的创作实践，促进了东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交汇和碰撞，并塑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格局，格非、孙甘露、苏童、余华、扎西达娃等彼时活跃的作家，大部分人也未满三十。毕飞宇、李洱、东西、艾伟等作家曾经被命名为“新生代”，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有生力量，他们在领受先锋精神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先锋文学存在的问题，并开始自觉融入中国大地，融入丰富的人间生活。“新生代”接续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让当代文学不断丰富。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新青年”被标注为“先锋”，90年代的新锐作家被标注为“新生代”。新世纪前后，为了表述方便，当时文坛的新鲜血液被标注为“70后”作家。此后，按照出生年龄划分文学代际的做法就演变成了文坛和媒体机械性的成规。延续二十余年的命名方式，有其内在的必然因果关系。80年代先锋文学兴起之时，西方一百多年来的各种文艺思潮，在中国文艺界以狂飙的形式演进。当西方已走进后现代并试图走出的时候，中国文艺界却出现了对于西方后现代的模拟，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这个时间节点，对应的正是“先锋”和“新生代”。进入新世纪，中国文坛再无新的影响全局的文学思潮流行，理论界也因此相对平静，对年轻作家群体的命名成为难题，至今如此。“90后”称谓的沿用也水到渠成地成为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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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标注为“90后”的作家，如三三、王占黑、杨知寒、陈春成等等，理应是当下中国文学的“新青年”，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早早经历了市场的洗礼，有的甚至还有十余年的创作历练，那些取得可观成绩的作家很多已经显出成熟的气象。他们开始有意与类型文学、畅销文学保持距离，将自己的写作价值锚定在文学性上。

黄发有认为，不少“70后”作家，甚至“80后”作家，“正以寂寞却顽强的探索，建构自己独立的文学空间，他们开始深入反省自己的文学处境，和喧嚣的潮流保持必要的距离，一些作家以自我与现实的血肉关联作为依托，在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回望中叩问中国的现实，挖掘纷繁世态背后的人性冲突”。这正是青年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毋庸讳言，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写作者而言，现实和人性难以把握，思辨性地呈现现实生活更是难上加难。一些“90后”写作者起步很早，他们最重要的写作要素涉及青春、穿越、仙侠、奇幻等等，以至于过分倚重凌空蹈虚的想象，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集体失语。与现实生活、与中国文学传统的隔膜，让这种类型的写作者无从转型，也无法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学空间。当然，近几年局面有所改观，接续文学传统，关注现实生活，已成为大部分“90后”作家的创作自觉。哪怕是智啊威、索耳、李唐等具有先锋意识的“90后”，也在有意规避前代先锋作家对现实指涉性不足的缺憾，而更多“90后”作家是将自己的创作根植于现实土壤，直接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吸取养分，而不是仅仅依从商业利益的引领。

在“90后”作家群体中，不少写作者已经拿出了被人频繁提及的代表作，并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王占黑凭借《小花旦的故事》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小说以并不忧伤的语言，呈现了阮巧星（小花旦）波折、隐秘的身世，小花旦身世的卑微与内心的坚强所形成的叙事张力，凸显了人物的生存状态，让读者动容。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作家是杨知寒，她的作品充满烟火气息，《百花杀》的叙事空间就设定在一个名叫“百花园”的小商品市场，两个卖货女子为了打败对方，用尽心力，她们的争斗最终因“百花园”的萧条而偃旗息鼓，小说呈现了小人物鲜活的生命力，也呈现了杨知寒叙事的思辨性。在“90后”作家群体中，陈春成的写作具有明显的异质特征，他的不少作品吸收了西方现代小说的诸多技巧，而《竹峰寺》等小说则更多地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意蕴，他的叙事在当下现实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也因此呈现出了让读者心领神会又一言难尽的形而上色彩。《竹峰寺》正是有了现实生活的基石，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才得以贴地飞行，有所凭依。

三三是又一位值得期待的“90后”作家。她的叙事已经非常成熟，《晚春》是她的代表作，而新作《小楼昨夜又东风》同样可圈可点。电影演员与普通人的生活是有距离感的，作为中学老师的“我”在《小楼昨夜又东风》中就不经意间认识了一位演员，不过小说主人公乔启明是过气演员。通过“我”与乔启明的交往，作家拼贴出了曾经的当红演员相对完整的生活和精神图景。电影事业早已日薄西山的时候，乔启明在酒局上认识了一位西部食品厂的老总，他受邀前往担任“副总”，发现工作只不过是陪各式各样的人物喝酒，并配合宣传，拍摄广告。他还曾跟自己的弟弟合伙筹办婚庆公司，却遭弟弟抱怨。婚庆现场被人无视，他落寞地离开，又被弟弟数落：“一个人落魄了，走的时候总不喜欢道别。”

这个过气的演员，偶尔故作姿态，拿腔捏调，真实又自负。他毫不掩饰的真实，一句无心之语伤害了“我”刚过十岁的女儿，让她到了三十岁还耿耿于怀。乔启明沉湎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导致他的认知和判断屡次失效。他想将他的大伯搬上银幕，自导自演，电影《小楼昨夜又东风》终于拍摄完成。现实中留学日本的大伯令人不齿，电影中的大伯却被乔启明极度美化。电影是乔启明内心世界的镜像，他的艺术生涯早已如落花流水，甚至斯文扫地，却还在为虚妄的“梦想”做最后一搏。电影拍成了，但“拍得那么落伍，简直触目惊心”。

二十多年过去，作为一个演员，乔启明消失在时间的河流里，不知去向。三三将生活的复杂性成功地投射到了人物身上，她塑造的人物形象极具张力，乔启明就是当下社会生活的一个隐喻。她的叙事分寸感也把握得很好，没有剧烈的冲突，没有戏剧性的突转情节，“我”与乔启明二三十年的交往，不疾不徐，被气定神闲地打开了，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需要作家的感受力和思辨力作为支撑。

若干年前，有声音说“90后”作家还不具备重构现实生活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普遍是不关心外部世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在，三三、王占黑、杨知寒、陈春成等等作家通过他们的写作，证明了“90后”已经从青涩走向成熟。

还有学者提醒，过于微小的现实描写使得“90后”作家走向了“微观现实主义”，丧失了探索宏大问题的能量，失去把握总体性、宏观性问题的能力，这成为“90后”写作的通病。但读到《小花旦的故事》《百花杀》《竹峰寺》《小楼昨夜又东风》等等作品时，自然会对他们重拾信心，读者看到了他们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当代意识和历史意识。“90后”作家的创作，已经建立起了与现实生活、历史和文学传统的对话关系，并赋予他们的文字以生命和灵魂。

在当下，创作出更加成熟的作品，呈现他们这一代人独有的时代经验和中国故事，是“90后”作家进入而立之年献给自己的最好礼物。而沉淀与积累，深重凝练的反思与孤独无畏的追问，才是他们走向文学的核心地带、回应质疑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