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一声闷响，厚重的门板被掀开一道缝隙，风卷着柴草枯叶直往院子里旋。之后，才看见胡锥子弓着腰，慢腾腾地挤进来。

老东西又来了。

(资料图)

我把目光从窗玻璃上抽回来，身子也随之滑进暖烘烘的被窝里。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蜷缩在被窝里。从渠口镇中心小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我就经历了人生中最阴湿灰暗的一个秋天。才刚刚进入农历八月份，老天爷就始终阴沉着脸，秋风瑟瑟、阴雨绵绵，铁了心肠要把浑厚的黄土高坡泡软灌透的样子。每一片飘飞的枯叶似乎都落进了心里，乱糟糟湿漉漉的，往下垂……

可老东西又来了。

老东西胡锥子其实也就比我大个七八岁，但我们要待一起，看上去他简直就像我的老父亲，一副弓腰塌背、饱经风霜的样子。好半天，胡锥子才揭开门帘，吭哧着迈进屋里。他抬起头往炕上瞅了瞅，那双浑浊的眼睛里，装着整个秋天的萧瑟。

“来了。”

我搭了腔，顺势欠了下身子，表示礼节。我实在是懒得爬起来。

胡锥子嗯了声。他将手里的小马扎打开，搁到地上，试着撑了撑，才慢慢地坐下。这老东西，每次来的时候总是自己带着马扎，好像我家不给他凳子坐似的。

我说的每次，其实也就是最近的三次，这已经足够让我捉摸不透。我们虽然是在同一个村子里，巴掌大点儿的地盘，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但顶多也就是打声招呼，基本没什么过深的交往。我是个教师，村里人都口口声声叫我“先生”。我在渠口镇中心小学教了一辈子书，大多时间都搅和在学校里，只有周末和假期，才会在村里待段时间，属于村里仅有的两半户。胡锥子是个大字不识的老农，在黄土高坡上种了一辈子庄稼，加之他自小就脑子笨，不大灵光，是那种三棒槌捶不出一个响屁的人。我们彼此之间，确实没有多少共同的话题。可是最近，胡锥子这个老东西有点儿反常，一个月之内，往我家跑了三次。前两次来，他好像也没说上几句话，只是闷着头抽旱烟，还有止不住的一阵接一阵的咳嗽。胡锥子一咳嗽起来，剧烈而漫长，好久刹不住，要把五脏六腑一股脑从嘴里吐出来的架势，到快要把自己咳弯、咳断气，忽而又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活过来……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这么能咳嗽。在胡锥子略微平稳的间隙，我说你这咳嗽挺吓人的，得去医院看看，吃点药。他说老毛病了，白花钱。我想村里差不多上了年纪的人，头疼了脑热了，都和他一样，咬咬牙硬扛，劝也白劝。我又问，吃过晌午饭了吗？他“嗯”一声。我问，有啥事吗？他“嗯”一声。我说啥事你慢慢说，他“嗯”一声。我耐着性子等了好半天，他继续闷着头抽旱烟。他的门牙下面就剩两颗、上面一颗，像三枚生锈的橛子斜歪着，说话漏气。又过了半天，他那浮着一层干白皮的嘴唇动了动，但一句像样的话都没有说出来。最后，胡锥子铆着劲在鞋帮子上磕几下旱烟锅，才慢腾腾地收起马扎，弯腰出了门，身后撒下一长串咳嗽声。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第三次来，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胡锥子算是说囫囵了几句话。胡锥子说，我得了个怪病。我问，什么怪病？胡锥子说，心急。我问，怎么个急法？胡锥子说，心急得猫抠一样，慌得没地方搁。我知道胡锥子的病在哪儿，只好话随话走。我说，我也心急，退休后心里就空空荡荡的，没个着落。胡锥子随意瞥一眼，说你心急和我心急不一样。我也疑惑地瞅他一眼。胡锥子说，你没经历过，说了你也感受不到。我要一坐下来，心急病马上就犯了，整个人好像从崖洼（悬崖）往下坠。又一阵咳嗽，胡锥子抹了把眼泪继续说，白天还好，夜晚简直就是个没底的黑胡圈（窟窿），只要一闭眼睛，就迷迷糊糊地一直往下坠，惊醒了就得眼巴巴往天亮坐。坐上要实在难受得不行，我就在场院里胡乱转圈圈。有一夜，我晕头转向地走到鹞子岭头上去了。我一看不对劲，就折身往回转，那时鸡才叫头遍。我说，你个老东西，就不怕鬼把你追了。胡锥子勉强笑了下，说黄土都掩到鼻梁上了，我还能怕鬼？我说，不是怕不怕的事，你看这新世纪新时代，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过头了，咱要精精神神地多活几年。胡锥子没吭声。我又提醒他说，你个老东西别那么固执，还是趁早找个中医看看，正正经经吃几服药。胡锥子很有意味地看我一眼，说天王老子恐怕也治不好我这病了。说话间，我儿子从省城打来了电话，没说几句，调皮的孙子抢了电话，叽叽喳喳给我讲了会他在幼儿园做游戏的趣事儿，还背诵了一首古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我接完电话，发现胡锥子早悄没声息地走了。

这应该是第四次了，胡锥子在马扎上坐稳当后，摸索着要往烟锅里装旱烟。我递给他一根“黑兰州”，他犹豫了下，接了，顺手插在枯蔫的耳朵后面。

我说：“地上凉，上炕坐。”

胡锥子说：“不了，抽一锅子烟就走。”

很快，胡锥子就被笼罩在烟雾里，也被淹没在自己一浪又一浪的咳嗽声里。我注意到，他不咳嗽的时候，抽烟有点狠，一口接一口，吧嗒吧嗒使了劲吸，硕大的铜烟锅头里一次又一次地冒起火星子，被他用大拇指一次又一次地压下去，压瓷实。那根粗黑的、裂了口子的大拇指，估计连肉带骨头早被烧熟了。

“最近，你个老东西到我这走得勤，不像是乱转腾？”我笑着问。

胡锥子闷着声抽烟。

“你有事？”

“也没啥事。不是和你说过吗，我害了个心慌病，到哪儿都待不住。”

我说：“哄不过我的，你肯定有事。”

咳嗽稍微平息了点，胡锥子把埋在烟雾中的头抬起来，认真瞅了瞅我，又耷拉了下去。他颧骨高挺，皮肉松弛，瘦得有些吓人。那张布满深褐色斑点的脸像是用木头刻出来的，褶皱生硬，表情灰暗，映出两道浑浊泪水爬行过的痕迹。

我心里一沉，强装玩笑着说：“你个老东西，是不是老糊涂了？吞吞吐吐的，跟个婆娘一样。”

胡锥子再次抬起头，瞅了瞅我。他说：“大兄弟，你到底是干公事的人，眼睛亮。我还真有个事，想问你。”

“啥事？你说。”我想了下，又铺垫了一句，“我已经退休了，人走茶凉！”

我在镇中心小学当校长的时候，经常有亲戚朋友和村里的人上门求情办事。在他们眼里，我绝对是个“人物”。什么申报庄基地、户口迁移、孩子上学、毕业实习、当兵政审、工作面试等等，只要是个事儿，都一股脑往我桌面上摊，丝毫不考虑区区一个小学校长的苦衷。

“你当了一辈子的先生，只有你能说清楚。”胡锥子一口烟没有吐利索，又一阵剧烈咳嗽。缓过气来，他用脏兮兮的袖子左右抹了一下风雪苍茫的眼睛，“我的这个事，只有你大兄弟能说清楚。”

我笑了。心想，这老东西也学会抬举人了。

“我问你，”胡锥子的喉结骨碌了一下，“你见过大海吗？”

我心里嘎巴一声脆响，清清楚楚。其实，我早预料到了，胡锥子可能会说到关于海的话题。我甚至提前做过准备了，该怎样自如地应付他。但是，当这个话题真正从他只有三颗门牙的嘴里漏出来，冷不丁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一时还真有些不知所措。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话题。胡锥子是不是听到什么了？他肯定是要打问他儿子胡海生的消息。我不知道胡锥子对儿子胡海生的事到底知道多少。想一想，应该是前年夏天出的事。有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胡锥子小时候体弱多病，药用过量了，长成小伙后依然迟钝，反应总是慢别人几个节拍，但种庄稼出蛮力没一点儿问题。好在傻人有傻福，胡锥子娶了个和他一样能出蛮力的媳妇儿。白天，胡锥子在生产队的大田里挥汗如雨，夜晚在媳妇的肚子上挥汗如雨。庄稼种下去，不管土地有多贫瘠，每年总归有点收成。可媳妇儿那片肥田，任他怎么耕耘，就是不见种子发芽。后来经老娘点拨，胡锥子带着媳妇寻医问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喝过的药方子钉起来，比家谱还厚，新媳妇变成老婆子了，肚子还是没有大起来。胡锥子单传，挂着半口气等孙子的老爹老娘，终究没熬得住，相继含泪撒手人寰。受了打击的胡锥子扑通一声跪下，喊了声苍天……胡锥子认定，老婆是只“不会下蛋的母鸡”。胡锥子认命了。四十七岁那年，经亲戚撮合，胡锥子从前塬上抱回来一个女婴。谁也没想到，胡锥子抱养了女婴还不到一年，老婆的身子突然就有了反应。不会下蛋的老母鸡要下蛋了，老天爷真会开玩笑。十月怀胎，怀得胡锥子提心吊胆，焦头烂额。还好，老婆顺利分娩，生出个带把的，一次性翻身得解放。香火终于续上了。胡锥子老两口一时感天谢地，喜极而泣。窝囊了半辈子，忽然干出件扬眉吐气、光宗耀祖的事，不祝贺一下怎么能行呢，不告慰一下含泪逝去的双亲怎么能行呢？于是胡锥子两口子东借西凑地摆了两桌简单的宴席。席间，族里一位长者几杯散白酒下肚，一手捋着白花花的胡须，一手掐掐算算，念叨一番后，确定孩子命里缺水。胡锥子两口子赶紧敬酒递烟，觍着脸说好话。长者又掐掐算算一番，赐名——胡海生。

席间顿时一片赞叹。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们黄土高坡上，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比较严重的。胡海生是唯一的儿子，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胡锥子全家人的呵护和溺爱。偏吃另喝的胡海生似乎成长得格外迅猛，十六七岁的时候，就长成一个莽撞的小伙子。那时候正赶上时代潮流，胡海生和村子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高中没毕业就出门闯荡了。几年后，村里人才知道这个胡海生，把工从上海打到海上去了。按胡海生在村人面前嘚瑟的原话说，干，就得干点老祖先没干过的事。胡海生讲，在船上可不像在黄土大湾这么四平八稳。海里浪大，海水一直翻腾个不停，再大的船，搁在海水里都撒着蹦子。我就喜欢这样有刺激，能撒起蹦子的生活。胡海生干的这个行当，老祖先确实没干过。不但没干过，听都很少听到——水手，胡海生说我骄傲！他干的是水手，在浙江舟山。具体点说，就是跟着船老大出海，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上捞海物。运气好的时候，一趟子回来，顶得上别人辛苦多半年甚至一两年。黄土高坡上的人没见过什么世面，听到舵手啊、水手啊、撒网啊这些个稀奇的事，个个就露出惊讶羡慕的神情。村里有几个愣头青还真动心了，想丢下家人和手头还算稳定的工作，跟着胡海生去闯海，最后被媳妇劈头盖脸收拾一顿，才死了那份心。胡海生嘴上这么吹嘘，不知道他真实干这个行当是怎么想的。海生海生——这孩子是把他自己当大海生的了？或者是要依海而生？谁知道呢。

大海啊，终究没我们想象的那么仁慈。事情就发生在前年的夏天。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转瞬间就起了风暴，大海发怒了！大海发怒可不是闹着玩的：风暴嘶吼，巨浪咆哮，渔船像一个轻飘飘的铁皮盒子，在黑色的浪尖上蹦蹦跳跳。船老大和一些有出海经验的船员一时间都蒙圈了，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看来是真的见鬼了，大家在甲板上声嘶力竭地呼喊，抢先固定船上的东西，想办法往外突围。胡海生哪见过这场面，腿脚早软得像面条。他曾经吹嘘，喜欢那种能撒起蹦子的生活。生活真正撒起了狂野的蹦子，够刺激了，他却蒙了。就在他愣神的瞬间，一股巨浪拍过来，浪梢往甲板上轻轻一甩，胡海生就一头载了下去……

从那一天开始，胡海生就永远住在了大海里。出事后，胡锥子的女儿女婿私下商议，派了几个相对见过世面、能说囫囵话的代表去处理了后事。除了几沓新崭崭的票子，他们连胡海生的一根毫毛都没接回来。事已至此，考虑到胡锥子和老婆子年龄大，又体弱多病，唯一的儿子没了，大家就心知肚明地瞒着老两口。

胡锥子继续埋头抽烟。根据他的表情和举动，我判断他应该还不知道实情。

“没见过这样难缠的秋天，糟糕透了。”我坐起来，靠着炕窝子，把枕头垫在后背上。“庄稼还齐刷刷地站在地里呢，老天爷要是继续这样阴下去，穗子一准都出芽了。”

胡锥子没应承我。

“有个初中女娃娃谈恋爱，被老师批评了，寻短见。她坐在学校平顶房的檐口上，两条腿吊在空中甩来甩去，好悠闲的样子。你猜猜怎么了？围观的人不但没有劝阻，竟然还喊她快点跳。说月娃子跳炕塄，吓唬他妈哩！真的，就昨天的事。要不是新闻报道，我还以为是在拍电影呢。”

胡锥子还是没应承我。

“现在的年轻人啊，吃香的喝辣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我莫名地笑了笑，“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要啥没啥，经常饿得两眼发绿，两腿瘫软，咋就没见过谁寻死觅活呢？”

正说着，胡锥子猛然抬起头，一副很无奈的样子：“我问你呢，你见过大海吗？”

看来绕半天，没用。躲不过去了。这老东西肯定是提前想好的，都来过四次了。我只好像他一样“嗯”了声。

“你见过？”

“见过。”我补充说多年前外出学习，在海边走过一遭。

“哦。”胡锥子沉吟了一下，“大海有多大？”

大海有多大？大海有多大呢？我心里又咯噔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听起来十分简单的问题。

“大海嘛，很大。”我应付一句。

“很大？很大是多大？”

“你没看过电视吗？”我说，“电视里经常播放天气预报啊，海上军演啊，南海航行啊，索马里海盗啊……”

“电视里能看出个啥？”胡锥子的口气有些抱怨的意思，“电视里的大海，也就电视那么大一块。”

我有些哭笑不得。反过来想，胡锥子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他糊涂了一辈子，脑子里没有空间概念，所以站在他的层次和角度，电视里的大海，确实只有电视屏幕那么大一块。

胡锥子见我愣神，追着问：“大海有没有我们的渠口镇大？”

我想了想，说：“渠口镇是大，但要和大海比，顶多是漂在大海里的一粒麦子。”

“哦，那你说有没有董志塬大？”

胡锥子的追问，让我明白了对牛弹琴的真实含义。没办法，只好顺着他走，“董志塬嘛，这么给你说，要把董志塬放到大海里，最多就指甲盖那么大。”我对胡锥子比画的时候，看见窗台的盘子里有白瓜籽，我瞅准挑了一粒较大的对着他晃，“看，就这么大点。”

“你的意思，大海比咱们的董志塬还大？”胡锥子反问我。他一脸迷茫，眼睛像两枚生锈的钉子，死死地钉住我的脸，“你说大海比咱们的董志塬还大？老先人说得好，八百里秦川，都顶不上个董志塬边边。”胡锥子抬起手，叉开两个干枯黢黑的手指头，亮出一个“八”字来，照着我晃了晃，“按你说，大海还能比咱们的董志塬大？”

我还能说什么呢。大海有多大？这个问题不管你怎么解释，胡锥子心里都是糊涂的。他的地理概念最大也就是从村子到镇子，从镇子到县城。说白了就是那一片春天耕种、夏秋收割、冬天歇缓的黄土大湾而已。他没见过名山大川、草原沙漠、江河湖海，不明白祖国有多辽阔、世界有多浩瀚……所以，要对他解释清楚这个问题，简直是太困难了！

挠头想了想，我跪起来，用手指在炕墙上很正式地画了个简易地图。炕墙是用白灰粉过的，烟熏火燎，画上去还真的挺显眼。我对胡锥子说：“你看，在地球表面上，陆地面积只占29%，海洋面积要占71%。也就是陆地占三成，海洋占七成。明白了吗？”我学着胡锥子的样子，一只手竖起三根手指头，另一只手捏成七，“三七开，这是陆地，这是海洋。”

胡锥子狠着劲在鞋底子上磕了磕烟锅，重新装上烟，闷着头抽起来。他没再说话，也没咳嗽，出奇地安静。大海有多大？我还在想胡锥子丢给我的这个问题。作为省级优秀教师，给我一帮和胡锥子一样的学生，我能不能找到一种因材施教的办法，把这个问题给他们讲明白说透彻呢？

一锅子烟抽完了。胡锥子扶着墙，很吃力地站起来，伸了伸腰，然后将马扎合起来，夹在腋下。

我问：“要走啊？”

胡锥子嗯了一声。

我说：“还早，再坐会儿吧。”

胡锥子没吭声，看这样子，老东西心里不舒服了。临出门的时候，他转过头瞅了瞅我，硬邦邦地说：“听你这个先生一说，大海比老天爷都大了！啊？”说完，转身出了门。

我以为胡锥子再也不会来我家了，没想到第三天午后，他又来了。那天，天空依然阴沉，垂得很低，一伸手就能扯下几片黑云的样子。吃过午饭，我在门前转悠了一圈，落木萧萧，到处一片衰败凄凉的景象，让人不由得伤感。我只好折回屋子里，踏踏实实窝在热腾腾的土炕上。我随便扯过一本书，还没翻几页，厚重的木门板又轰一声闷响。顺着玻璃窗口望过去，和上次一样，在一阵冷风旋起的茅草和枯叶中，胡锥子弓着腰，慢腾腾地从门缝挤进来。伴随着他缓慢脚步的，是时高时低、干燥而又坚硬的咳嗽声。他的腋下，依然夹着那把小马扎，如果走累了，随时都要坐下来缓缓腿的。

我从被窝里爬起来，下了炕。上次胡锥子来的时候，我一直没舍得离开暖烘烘的被窝，想想我有点不近人情。这毛病是我在学校当校长的时候养成的，现在得改改，毕竟这不是学校。我掀开门帘，胡锥子刚好也伸出手，惊了他一下。

“怎么，今天没睡？”胡锥子抬头瞅了瞅我，他的眼睛里一片浑浊。

“这鬼天气，不睡也没啥事干。”我说。

“你是公家人，旱涝保收，不睡干啥？”胡锥子撑开他的小马扎，慢腾腾地坐下来，“这老屋，被你收拾好了，暖和得很。”

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翻腾起来。我泡了两杯热茶，搁到胡锥子旁边的小茶几上，顺手拉了把小木凳子，在他对面坐下来。

这次，胡锥子没有接我的纸烟。他吧嗒着他的老旱烟锅，我点上了过滤嘴，三两下，我们就罩在了缭绕的烟雾中。免不了一阵剧烈咳嗽，稍稍平息下来，我们拉呱了几句闲话后，胡锥子很快又将话题转到了“大海”上。

“昨个晚上，我梦见大海了。还真像你说的那样，大海大得没有个边边。”胡锥子说。

我顶胡锥子的嘴说：“大海确实大得没有边边，但没有老天爷大。”

“谁还能大过老天爷！”胡锥子感叹。

“我还梦见鱼了，足足有壮小伙那么大的一条鱼，一直跟着那艘船游。”胡锥子黑褐色的脸硬邦邦的，像一片老树皮，“日怪得很，我咋就上到船上去了？那艘船足足有咱湾里的五间红瓦房那么宽展，里面挤满了人，模模糊糊看不清长什么样子。我当时一直趴在船边上吐苦水，昏天黑地地吐。那条鱼就忽地在我面前飞了起来，又重重地掉进水里……就在那时，一股子黑风把船抬起来，掀翻了……有人妈妈老子地喊叫。我呛了一口黄水汤汤，就惊醒了。你别说，那口黄泥汤汤，差点把苦袋（苦胆）呛出来……”

我哦了声，心里突然有些乱。

胡锥子的喉结骨碌着，继续问：“你说大海里的水咋都是黄水汤汤，那么稠，鱼啊虾啊的海物咋活的？”

我想胡锥子最多也就见过山湾里的大涝池。秋雨绵绵，有半个来月了，村前村后的涝池连同洼地、树沟里早灌满了浑浊的雨水，确实显出一片黄水汤汤的样子。我沉吟了下，对胡锥子说：“你梦见的大海，是我们土塬上发洪水时候的样子。平常的时候，大海的水一点也不稠，比晴天的天空还蓝呢。”

“你说大海是蓝色的？”

“是啊，深蓝色的。”

胡锥子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又一阵咳嗽袭来。待胡锥子再次将弯曲的腰稍稍拉直后，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急切地对我说：“大兄弟，你看我这记性，还得问你个事。那个，那个大海在哪边？”

比起“大海有多大”，这个问题要简单得多，伸手指一下就能搞定。东南西北，胡锥子总是知道的。我说：“你问这个干吗？”

“海生两年都没有信息了。”胡锥子闷着头，眼睛盯着脚面，“整整两年四个月零十一天了。”

我被胡锥子迎头敲了一棍子，懵懵懂懂的，只好宽慰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一个球样，自己吃饱了逛欢了，从来都不问老人的死活。就说我家宝贵，除了吃不上饭才打电话。”宝贵是我的小儿子，大学毕业后，我想让他回来，子承父业，安安稳稳地当个教师。无奈拗不过他，非得和媳妇留在省城瞎折腾。

胡锥子叹了口长气，说：“连个电话都没有。你说能有多忙，连个电话都不打。”

“等等吧，说不定明天就给你打电话了。”

“大前年回来，我骂着让别瞎折腾了，瞅个对象好好过日子。人家犟着个脖颈，说结婚还早，拧着头走了。能有啥办法呢？”胡锥子唉声叹气，“刚到那边几个月，还隔三岔五地来个电话。后来不爱听我和他妈唠叨，电话都不打了。”

“怪不得呢，现在的年轻人，最烦家里人催着赶着瞅对象了。”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理由，至少能让胡锥子听进去一点。“你知道的，咱们村张老三催来催去啥结果，他家女子还不是悄没声息地跟人跑了。李老四也一样，逼得太紧，儿子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入赘到城里去了。你个老东西，催也是白催，说不定人家在外面都瞅好了。”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心猛然抽得生疼，像被一只粗糙的手撕扯着。胡锥子的儿子胡海生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女儿女婿瞒着他，亲戚朋友瞒着他，全湾里的人瞒着他，我也不例外，得瞒着他。我不知道，这是给他的暮年生活延续一种希望呢还是折磨。

“我看我跟我爸一样，到死都抱不上孙子了。”胡锥子吸溜一下鼻子，浑浊的老眼里闪着泪花。

“女儿的孩子不算孙子？老东西！”我装出轻松的样子。

“人家娃娃都在城市里打工，就我家那个犟板筋，非得跑到海上去折腾，能有啥好事呢？”胡锥子抱怨，“再说了，捞出来的海物，怪模怪样的，瞅一眼都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谁还敢吃？”我想起有一年春节，胡海生回家带了好多海鲜，除了鱼虾、螃蟹、海螺、扇贝之类，还有许多我们没见过也叫不上名字的。看到这么一堆怪物，胡海生他妈和姐姐是大眼瞪小眼，不敢碰也不会做。胡海生就挽起袖子，凭着在渔村吃出来的一点经验，弄了七大碟八大碗，摆上桌子。搞得整个院子甚至湾里都弥漫起了一股浓浓的海腥味。上门的亲戚，串门的邻居，大家又一次大眼瞪小眼……胆大的咧着嘴尝一下，胆小的把个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我说：“那是你不习惯，海鲜营养好，贵得很！”

胡锥子说：“没见过拿牙签剔肉的，透弄半天，才弄出点肉星星，还不够塞牙缝，哪有我们的牛羊肉好。”

“老东西，你眼里也就咱这处避风的黄土湾，满坡梯田，几只牛羊。外面的天地大着呢。”

胡锥子沉默了会儿，突然想起什么一样，说：“你看我，三说两说又忘了，大兄弟，大海到底在哪边？”

“东南西北，四面都有。”

胡锥子愣着脸，说：“大兄弟……”

不等他说完，我说：“真的，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四面都有海洋。我没跟你扯。”

“你这人，还说没扯，我问的是海，你咋扯到‘羊’身上去了？”

“海洋海洋，海和洋是一回事。”我感觉我又把自己绕进去了。

“照你这么说，四面都是大海？那不早把咱们这黄土沟沟淹了。”

我说：“你操得闲心，咱们这里是黄土高原，海拔一千多米呢，淹不了。”

胡锥子问：“啥是海爬（拔）？”

一不小心，又扯到了一个给胡锥子解释不清楚的问题上。我骗他说：“海爬呀，就是海爬不到我们的黄土高坡上来。”

胡锥子“哦”了一声，他将喝到嘴里的茶叶嚼了嚼，“你这茶，没一点点味。”

“这是上好的碧螺春。”说完，我觉得我又多了一嘴，得给他解释什么是碧螺春。

幸好胡锥子没再追问，他喝了几口茶水，又点上烟锅，“你说四面都是海，往哪边走近点？”

“你想干啥？”

“我想去看看，大海到底是个啥样子。这些天心里更慌了，有时候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这老东西，想得也太简单了。他认为只要到了海边，就能见到他儿子海生。

“你怎么去？”

“走着去。”

我笑了，真的笑了。这是一个没有走出过黄土山湾的乡村老汉的天真，也是他的无知和愚昧。我说：“老东西，你以为你是飞机，还是火车？”

“飞机是个啥样子？见都没见过。”胡锥子一脸认真，“坐汽车吧又没钱。大不了多走几天。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去给村上担锅碗瓢盆，一夜就能翻几道沟过几道梁，天麻米亮就到了安口窑。”

“开玩笑，这个和去安口窑没法比。”

胡锥子说：“你看你，我给你说的是正事，我真的想去看看。不怕你笑话，我抱养的女儿是个白眼狼，瞅上的女婿也不是好东西，狼心狗肺的货，合起伙来骗我。”

“怎么骗你了？”

“我让他们给海生打电话，他们都说天天打哩，好着呢。大兄弟，你说好着呢，我娃海生怎么不和我说话？怎么不和他妈说话？”

我想说和你通电话，你又得逼着娃回来瞅媳妇，人家烦。还没等我开口，胡锥子又接着说：“昨天，我把女儿两口子骂哭了。”胡锥子停顿了下，“骂哭了，不大功夫，他们就拿着个电话让我接。我接了，电话里的人呜啦呜啦地说他是海生，让我不要操心，他吃得好睡得好，挣了钱就寄回来。我说我要钱干什么，你人回来就好。挂了电话，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劲，那个声音不像海生。大兄弟，我是老了，耳朵背了，但我娃的声音我还能听出来的。”

胡锥子的话，像一把生锈了的大锥子，一下又一下，扎在我的身体上，扎在我的心上，生疼生疼。那种疼，尖锐而又冰冷，丝丝缕缕地渗进了骨头缝里。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让他心里有些许温暖。

我给胡锥子换了茶，苦丁。

“这下嘴里有点味道了。”胡锥子吸溜了两口，说：“大兄弟，你半天还没说呢，到底从哪边去海边近些？”

我打哈哈说：“你个老东西就一根筋！还真要去？真要去，你就向东，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

给谁，都听得出这是一句忽悠人的话，但胡锥子没有。胡锥子很认真，他说：“你不会像我家那个死女子，骗我吧？”

我笑着说：“我可是个先生。”

胡锥子没再说话，低着头吸溜吸溜喝茶。他似乎对苦丁茶有点兴趣，我给他续了水。我有意打岔，问些村子里别的事儿。胡锥子那张木头刻出的、僵硬的脸庞开始活泛起来，他没再追问大海的话题。那一天，是我们老哥俩一辈子说话最多的一次。我觉得胡锥子不像乡邻们嘴皮子上数落的那个七八成人，他就是反应迟钝了些，其实很厚道很本分，也怪可怜的。快六点的时候，我和老伴都留他吃晚饭。胡锥子坚持走了，我能看出他的不自在。临走，我把那盒刚打开的苦丁茶塞在他手里，他再三推辞，拧不过我收了。他的手在抖动，那双浑浊的老眼里瞬间升起一团水雾。

我万万没想到，胡锥子这个老糊涂还真的去找大海了。

那天正好是中秋节，阴沉了快一个月的天空，终于放晴。日头似乎早已绷不住激动的心情，从东边的地平线上一跃而起，倏忽间将金灿灿的霞光泼洒在茫茫土塬上。天空蓝得像漂洗过一样，让人心里一下子敞亮起来。我提了把扫帚，院里院外扎扎实实地打扫了一遍。收拾干净了院落，回到屋里，洗漱的时候，我顺便照了照镜子，发现我竟然比那个萧瑟发霉的秋天还要潦草。我想这可能与糟糕的天气有关系，更与那段时间我刚刚从学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有关系。再想想胡锥子的境况，我整天窝在被窝里给自己找不舒坦，纯属于吃饱了没事干。人活一辈子，大多数时候是糊涂的。有些道理，只有在经历的瞬间，才能明白。中秋是个传统节日，我把自己收拾利落了，在湾里转悠一圈，心情大好。乡邻们迎上来的笑脸，真实而温暖，让人心里安稳。

先于暮色，一盘皓月早早就挂在繁星点点的天空。晚饭时，老伴炒了几个菜，她也显得欢喜。我盘腿坐到炕桌边，准备喝几口。酒是我珍藏了多年的老酒，刚一打开，就听得隐隐约约有人喊门。这人是有口福的，正好对饮几杯。我念叨着，披了衣服出去。来人是胡锥子的老伴。月色下，她单薄的身子戳在门口的核桃树下，黑黢黢的。她的腰比胡锥子弯得更厉害，像一只立起来的虾。看见她的那一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兆。

胡锥子的老伴并不怎么着急，她慢腾腾地问我：“大兄弟，海生他爸来过吗？”

“没有啊！”

“老东西不见了。”胡锥子的老伴嘴里咕哝着，“死哪去了呢？”

“不见了？”我急切地问。

“中午就没回来吃饭，我以为串门子混饱肚子了。晚上还不见人影，我才过来问问。前几天，我看他老往你家跑。”

“那快到别人家问问？”

“湾里能去的人家，我都问遍了。老东西，一整天都没见人影儿，不会跑了吧？”胡锥子的老伴像是对着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昨晚，我蒸了一大笼馒头，刚才发现瓦盆里空空的，没了。”

我心里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怪不得，我在村子里转了大半个下午，一直没有见到胡锥子的影子。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患了心急病，老觉得那颗心急慌慌的，压都压不住，要从身体里跳出来。因此，他是个在家里待不住也坐不稳当的人，除了农忙下地劳动外，闲余时间，不管天冷天热，吹风下雨，他都会从家门到村口，从村口到家门，来来回回地转腾。走累了，就撑开马扎，坐下来抽一锅子老旱烟，歇歇腿再走。风雨无阻。有时候，夜里心急得难受，就在门前的场院里转圈儿，往天亮转。这个老东西，说到底还真是一根筋，把我糊弄他的话当真了。

我心里一阵慌乱，指着村子东边，对胡锥子老伴说：“我知道他去哪儿了，他肯定……肯定是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去了。”

郭晓琦：男，甘肃镇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5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有诗歌、散文随笔及小说作品发表。曾获《诗刊》《作品》《广西文学》等刊物奖，第十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敦煌文艺奖等奖项。曾参加诗刊社第24届“青春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