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宪是一位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老作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创作年龄长达四十余年。《为了幸福，干杯》《祸起萧墙》《雷暴》《乌龙山剿匪记》等作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奠定了他在湖南乃至中国文艺界的重要地位。颇为难得的是，老作家迄今仍笔耕不辍，频有新作面世。长篇小说《戴花》是他奉献给读者的一部近作。

小说以主人公杨哲民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讲述了一群大学生进入工厂，投身国家钢铁工业建设的一段历史。

在这个有着作家本人鲜明个人经验的故事里，作家主要布设了两条经线来组织情节：其中一条经线，是莫正强、杨哲民师徒俩争做劳模的“戴花”之旅。它构成了小说的主线，支撑起了整个小说叙事的基本框架。另一条经线，则由男主人公杨哲民及其同学大学毕业，分配至钢铁厂之后融入重工业生产和厂区生活的淬炼史构成。在如同钢铁熔炉般的淬炼过程中，人物也由此走向不同的未来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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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花》聚焦至德华电机制造总厂这样一个重工业单元之上，将叙事的笔墨伸展向人性的层次。首先是作为师父的莫正强。小说里，作家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他这样一个出身贫苦，本性淳朴，热爱家庭，锐意上进，却形象乏善，为人处世也不那么宽厚，心胸有时还有点狭窄，对待自己徒弟亦颇具家长式专制的基层钢铁工人形象。

与之相对的是杨哲民，也即小说叙述者“我”，出身劳动模范家庭（有一位省劳动模范舅舅），颇具个人魅力，也有才华，起初并无成为劳模意愿，却在投身钢铁工业生产过程中迸发劳动的热情，并因工作中发现生产环节当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萌生改进生产流程工艺的用心，最终成长为超越师父、靠技术创新赢取集体与个人双重进步与发展的新一代产业工人代表。

还有姜红梅的人物形象塑造也较为成功。姜出身革命干部家庭，个人能力较为出众，故一开始就受到厂领导的重用；为人处世也十分周到，思考问题明辨理性。在和杨哲民的恋爱关系上主动、热情，勇敢直面个人情感，并不因此攀附权要，委曲求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姜红梅是男主人公杨哲民的情感和精神导师，是除开莫正强外杨哲民的另一位人生导师。

很显然，作家在小说人物塑造时，有意从历史动态的演进或变迁过程，去塑造发展中的人。由这三人性格的趋善，以及杨姜爱情、事业发展的进步，我们甚至可以认定，成长构成了这部小说攸关人性的重要主题。

莫正强以人性的复归，在牺牲自我利益和荣誉的同时，也淬炼了原本不那么洁净的灵魂，锻造出了崭新的人格；杨哲民在融入熔炉班这个小集体之后，也逐渐摒弃了自己身上清高自负的习气，经过组织与师父的锻炼、锤打，最终成长为技术革新能手，成为新的产业骨干；姜红梅因为对待情感的忠诚，最终扬弃了对父辈的依赖，对权力和安逸生活的贪念，不仅实现了自己和杨哲民在爱情和婚姻关系上的成长，同时也就此塑造了富有主见、任事自为的独立人格。甚至就连吴启军、宋玉香这样具有人性污点的人物，也在被害与迫害的辩证发展过程当中，淬炼了自我，回复了本心，升华了人格。

如此来看，作家与其说意在展现一段特殊历史的复杂，毋宁说重在追忆一个特定群体人格精神的淳朴与良善。

水运宪也说自己意在“处心积虑把人物写好”。在此意义上，小说与其说是一部因为承载记忆而写就的历史经验之书，不如说是因为某种难以割舍的情感而谱写的天真之歌。

由此再来回顾作家在该小说所作题记——“有些印记一辈子都抹不去。后来才明白，那就是完整的人生”，或许我们再阅读小说时会生发更多的理解和感悟。很显然，这种抹不去的“印记”，与其说是历史的，不如说是情感的。它关乎的是有着和小说人物近似人生经历的作家本人无法排解故不得不诉诸文字的某种难以明言的情愫，并从小说书写的维度，见证了作家本人的成长。

当然，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笔者以为，其中最突出者，或为作家并没有将小说人物放置于一个自在且自为的叙事框架当中，没有赋予人物自我生成的充分的底层叙事逻辑。

比如，小说提到，已知自己即将送评市劳模，且对此热望已久的莫正强，居然在评审前后的关键节点偷钱。偷钱或许作为一种偶然性因素，在某些时刻会出现在他的身上，但在视之比生命还重要的荣誉即在目前的关口，这样的事件与情节设定，恐怕并不符合这一人物的性格发展逻辑。

再者，莫正强这一人物在小说中，整体精神面相的设定更偏重于悲情，作家却多有使之丑角化的笔墨，如此也就弱化乃至消解了小说结尾意欲为之塑造的崇高。

还有宋玉香这一知识女性，作家似乎有些刻意地贬低其出身，但她何至于此的行为逻辑并没有得到较好地展现。这同样无助于与之对应的正面人物——姜红梅的性格塑造，反倒是刻意对应似的拔高姜红梅的出身之举，使得人物身上本应展现的坚毅、果敢的精神面相，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屈折。

不过总的来看，瑕不掩瑜，小说人物的塑造还是较为成功的，称得上是作家新世纪以来的又一次自我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