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疆那片神奇的土地，我怀有深挚的热爱——在那儿，生活着我们的至亲。甜蜜的焦点微微摇晃着，像分开树丛的光，最终在小城阿克苏上方停下来。无论是吐鲁番这座传说中的火焰山，还是首府乌鲁木齐，都不如阿克苏更牵动我们敏感的神经。一提起阿克苏，我就想起姨妈。那儿的人头顶维吾尔族花帽，笑逐颜开，当街弹奏“冬不啦”，白头翁也能翩翩起舞。这些潦草的信息囊括了我对新疆的全部认知。仅有的一点知识，来自一篇课文的介绍：昼夜温差大，水果有着别处不及的甜蜜。我们热烈地、晕乎乎地爱着那片陌生的土地，完全因为姨妈，仅仅因为姨妈。我感觉，姨妈就像胖乎乎的云，温柔地遮罩上辽阔的新疆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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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妈就是阿克苏，阿克苏就是新疆。我爱姨妈，当然也爱新疆。电视上，牛羊遍野的边疆草场，让我似乎嗅到姨妈衣裙的清香（她在信上提到一种纯白的香皂，散发着草野花朵的芳香）。姨妈在中学教书，怎么可能出现在牧场。然而，不管阿克苏还是吐鲁番，牧场还是别处，我和母亲都会在电视机前又跳又叫，像买彩票中了大奖：“快来看，新疆！”那些年，新疆几乎成为姨妈的代名词。我们哪里是看新疆啊，分明是呼唤思念的姨妈。

我从未见过姨妈。应该说，姨妈是我在头脑中拼凑出来的样子。有些部分，来自母亲用语言构建的表述，有些来自相簿里的黑白照片，有些部分，是具体的物件，比如她寄来的枕套、衣物、钙片，还有些，完全出自我天真的想象。三岁的娃娃，一早喝过米粥，肉包似的小手抚住碗口的红线，用一种郑重的态度，认了真的，奶声奶气地说，“红色是姨妈的心，姨妈的心是红的！”红的，好的，代表爱和善良。黑色坏，象征势利和无良。似是而非的含糊概念来自那个时代，也掺杂着母亲润物无声的教化。

乌鲁木齐，比阿克苏更具现代感和知名度。可在我心里，它的重量比阿克苏轻得多。阿克苏是一小块金子，乌鲁木齐就是一角薄铁皮。我们兴致勃勃谈论阿克苏的姨妈，却把乌鲁木齐的大姑姥抛于脑后。

姑姥爷是老革命，离休后待遇优渥，老两口生活无忧。小霞虽非亲生，却孝顺乖巧，令人欣慰。寄来的照片上，小霞的丈夫有着南方人典型的宽额头，光洁、明亮，看上去有着过剩的经验和智慧在世俗涡流中进退周旋。母亲有些心烦，担心小霞在婚姻里吃亏。她指着照片上那个无法消灭的明亮额头，像高明的看相先生，说得头头是道。洗耳恭听的，当然只有我的父亲。聆听，赞同，是他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回信中，母亲慷慨地送上祝福，只字未提她的担忧。事实上，这个精明的南方人比黑芝麻汤圆还要软糯多情。为方便照顾小霞父母，他扔下单位分给他的三室一厅，陪着妻子和老人住在一块儿。

不常打来的电话里，小霞的每句话，都牵系着姑姥的心思。姑姥年纪大了，越发不放心弟弟，唯恐母亲姊妹对外公疏于问候。该说的都说过了，寒暄也寒暄过了，短暂的沉默里，母亲和小霞都知趣地打住，默契地挂掉电话。放下电话时，那冰冷的“喀嗒”一下，像是有什么，给一刀切断了。

二姑姥在东北老家。丈夫中年去世，独自拉扯儿子成人。儿子搬出去后，她过上了清静的独居生活。每次说起二姑姥，母亲都把金戒指的故事抖出来重讲一遍。三年困难时期，出身富商家庭的二姑姥上顿下顿啃咸菜，十根手指也要戴满金戒。那时候，常有人用金戒和金手镯换馒头吃。二姑姥偏不，她像旧时的贞节烈妇，恪守着金子的价值。后来，每当说起二姑姥，我的眼前就浮现出十枚光灿灿的金戒，托举在幽暗的光线里。姑姥们的过去，母亲说不出更多。她们就像祖上流传下来的青瓷，无眠的月夜，活了过来，幽幽地，泛着前朝的光华。而在白昼，她们咕咚咕咚跳回沉闷的壳子，乏味地睡了过去。我的姑姥们，远着呢，像天边的传说，只有回忆能赋予她们鲜活的气息。无论大姑姥还是二姑姥，母亲似乎都在有意回避，哪怕仅仅是谈论。只有面对我亲爱的姨妈，她才孩童似的，大胆地赤裸着喜悦和渴望。

姨妈要来的消息长了翅膀。在厂里，要好的、相熟不相熟的、和母亲打过嘴仗的，几乎无人不知这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街坊们在水龙头下淘米洗菜，顺便也听母亲聊上几句。我那位高深莫测的班主任，除了练就抛粉笔头的独门绝技，腋下两只竹针运用得也是出神入化。她堆起眼角亲切的细纹，客气地说，我的姨妈能不能捎点毛线给她。她说，新疆是个好地方，羊群白云一样从草原上飘过。羊多羊毛就多，羊毛多毛线就多啊，关键价格也便宜。说到这，她的脸上泛出羞怯的笑意。当她听说我那位姨妈已经登机起飞，光亮的眼神瞬间黯淡了。我愣愣地看着她，不知让她失望的，是说错话的我，还是蒙在鼓里的姨妈。我有些不安，似乎自己做错了事，却又说不清错究竟出在哪儿。

秘密本身的重量，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唯一的办法，是把消息散布出去，让一个人的姨妈，成为所有得知消息的人的共同的姨妈——我渴望天下人都知晓，我那带有几分神秘，远道而来的姨妈。母亲更是放下矜持，向更多人说出，她有一个真实不虚的姐姐。我想，除了爱和思念，更大的可能是，我们寂寞了太久，孤单了太久，要借亲人的目光，重新发现自己，把自己镀亮。

姨妈真的来了——这意味着，她将不再是信笺上的蓝色字迹，没有呼吸和体温的相片，而是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生活忽然繁复而隆重起来。先是天上的飞机，再是落地的火车，人流涌动的中转。上车，下车，气喘吁吁地折腾像是没有终点。呼啸的火车终于冲出漫长的思念。姨妈和姨夫带着表姐表弟，挤出拥挤的站台，在过往人流中，用目光急切地搜寻着母亲的身影。母亲拽着我，喊着姨妈和姨夫，冲了过去。我下意识揉了揉眼睛：日思夜想的姨妈，笑着朝我伸出双手的样子，像极了我的母亲。大家什么话都没有，上来就是一顿狠狠的拥抱。

姨妈打开皮包，歉疚地说，行程太仓促，来不及带什么东西给孩子。可我觉得，她带来了整个丰富的新疆。葡萄干有红绿两色，像一对孪生姊妹。烤馕，面饼一类的东西，神秘在于繁复的烤制工序，而且要在专门挖好的馕坑里才行。砌筑馕坑有讲究，烤馕的过程更是讲究。姨妈讲得细致有趣，我听得如坠云雾。比烤馕吸引人的，是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传说和见闻。比如，人家的羊只，不像我们，随随便便拖去宰了，真是罪过。那样的羊肉，没人吃。他们有尊敬的阿訇。阿訇身着素净的白袍，念诵古兰经。人们把要杀的羊牵到阿訇那去，人和羊一道，听他振振有词一通念诵，心下释然，一切罪愆烟消云散。该上路的上路，该吃肉的吃肉，两不相妨。

母亲破天荒买了十只肥蟹，算是给姨妈接风洗尘。那几天，天天都像过年，我家从没这么热闹。母亲和姨妈猛灌扎啤，喝多了，二人大笑着跑进里屋，闩上门，抢着讲述这些年的经历。大表姐十一岁了，像个沉静的小母亲，整天把弟弟背在背上走来走去，哄他入睡。二表姐搂住我不撒手，好像我俩才是亲姊妹。表弟睡醒了，睁开眼，推开二表姐，抱住我胳膊坐下来。这个小家伙，爱我胜过两个亲姐姐，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想起在车站见面，两个表姐和我拥抱，他也跑过来箍紧我，仰着脖子，像撼动大树那样，使出吃奶的劲头，踮起脚尖，挺直身体，仰头笑眯眯看我。表弟的脸蛋红扑扑的，睫毛又长又浓，实在俊俏。许多年后，他挺着将军肚，满面油光，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完全不知道，自己那么好看过。

姨妈回来之前，找好了接收单位，住房却没解决。母亲帮不上忙，总能出出主意，跑跑腿，给姨妈壮壮胆。姨夫文弱内向，用姨妈的话说，顶不上半个女人。就这样，我们八口人乘上火车，浩浩荡荡出发了。

这趟行程，有一个顶重要的任务，是陪姨妈看望一位领导，一个不可小觑的人物。姨妈的调动，坎坷辗转费尽周折，有几次，险些触礁。要不是他从中斡旋，事情早就泡了汤。母亲不怵说话，她在，就不担心冷场的尴尬。更何况，母亲和这位领导不陌生，许多年前的冬天，她穿着薄衫，额角渗着热汗，像忧愁的小猫，朝他叫着：怎么办啊，大表哥？

是啊，怎么办啊，大表哥？大表哥的官面之下，勾连着血脉亲情——二姑姥唯一的儿子。那年我三岁，感冒引发肺炎，高烧不退。医生二话没说，注射了一针青霉素。他告诉母亲，一天一夜，他只有这么一剂处方权。小孩要想活下来，除非找到更多的青霉素。他摊开双手，一脸无奈——他的确尽了力。

朦胧的天光里，母亲敲开了二姑姥的门。来不及捧起递到手上的茶盏，开门见山地哭起来。二姑姥靠着竹椅，调侃从前的坏丫头，也有哭着求人的时候。

二姑姥啜了口茶，叫来儿子。“放心吧。他听我的。”二姑姥笑着将热毛巾递到母亲手上。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门，说是来给小孩送药。二姑姥接过药，问多少钱，那人一边喊着“不要钱”，一边跑远了。大表哥事后埋怨二姑姥，“弄不好，我是要犯错误的。”二姑姥慢悠悠来一句：什么比人命更值钱？

姨妈在城市北边找到一处住所，当地人叫北园。房前有一片菜地，附近有一片稀薄的小树林。天光隐约，周围浮起一片鸟叫，比树叶还稠，把整片林子罩得严严实实。不过，去往市中心的路真是远。那会儿，公交车还没普及。我们怎么走了那么远，一直走一直走，身上好像只剩下两条腿，其他一切都消失了。我和表姐尾巴似的缀在大人身后。不怀好意的太阳跟着我们，走一路，追一路。小凌河，大凌河，女儿河。并不是多水的城市，一路却足足跨过三条河。新建的大桥甚是开阔，路灯透着气派。我和表姐走一段，就问一声，快到了吗？得到的回答是，快了，走吧。走得头昏脑涨之际，忽听姨妈说，到了。大表哥的家，终于到了！

眼前是一幢小白楼。姨妈上去按门铃。很快，有人来开门，但不是大表哥。我累得不行，渴得不行，想着赶紧喝口水。大表哥来了，大人们的寒暄我已不记得。那些远的，近的，隐含着些许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话，我哪听得懂呢。我上下眼皮打架，勉力撑着，不让自己睡着。有那么一瞬，身子忽然一倾，头重重一磕，一个激灵，醒了。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二表姐和我一起，并排睡在床上。要不是大人说起，我俩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又怎么跑到床上的。我和表姐一身尘土，像两只泥猴儿，大表哥一点也不嫌弃，笑眯眯地，宝贝一样逐个抱起我们，轻手轻脚放在床上。出门之前，我和表姐被再三告诫，要守规矩，不要乱说乱动。人家是干部，是领导……然而，大表哥没有对妹妹妹夫们摆官架子，还把两个脏兮兮的小姑娘抱上洁白的床单。走出白房子，大家像是卸下一挑重担，顿觉轻松。大人们接下来话锋一转，说起大表嫂。大表嫂是一个瘦削而精明的女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我们只在银幕上见过的女性形象，出现在大表哥的家中，一点都不意外，甚至很是贴合大家的想象。大表嫂寒暄片刻，借故礼貌地走开了。而一个叫小卓（或小镯）的姑娘随后出现在大家的言谈里，她是大表哥和大表嫂的千金，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傻姑娘。对这个残疾姑娘，大人们并没多少惋惜，他们一直谈论的，是大表哥大表嫂，显赫的高干家庭。大家一致的啧啧赞叹，仿佛神乎其神的羽毛，一句句飘上头顶，飘向某处飘渺的所在。

父亲和姨夫买来红砖，将屋前的断墙修砌一新。姨妈在房前辟出一片菜园，两块花坛，她已经在做来年春天的美梦。北园的房子，我一点都记不起来，唯一的印象，是姨妈洗衣服的样子。她不像我妈，抱着搓衣板，揉啊揉，搓啊搓，而是将衣物放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水龙头接出一截塑料管，自来水小溪一样哗哗流淌。她挽起裤管，裸露着小腿，跳上去，一脚一脚用力踩。水流从脚面上淌过，向着远处慢慢流去。在这个过程中，胖姨妈看上去一点都不笨重，像一只灵巧的麻雀，快活地跳来跳去。姨妈雪白的小腿看上去如同新鲜的莲藕，散发着正当其时的芬芳。

就在那一天，一场跳房子的游戏差点毁了我和二表姐的友谊。她耍赖的嘴脸丑陋极了，没有一点姐姐的样子。这些日子的相处，让我们对彼此正在失去最初的好感和耐心。我在表姐尖细的叫嚷中哭起来。姨妈走过来，表姐撒娇地噘起嘴，一阵嘀嘀咕咕。姨妈小声斥责表姐：“她过两天就走……”八岁的小姑娘，在姨妈的话里，听出包容中的忍耐，或者是忍受。也许，她就是在那时明白，亲人最好的住所，就是遥远，再遥远。

终于可以说出那则秘密，似乎只有这一时刻，它才不会显得过分突兀。姨妈从新疆回来的前夕，大姑姥将两枚金戒按在姨妈手心，一枚给她，一枚转交母亲，算是留给侄女们的念想。小霞在电话里无意间说起，母亲愣了一下，又愣了一下。一次在脸上，一次在心里。

我和二表姐的友谊，像杯盏里的热水，随着时间的拉长，正在慢慢凉下去。再住下去，也许很快打起架来，就像她和大表姐、表弟那样，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拳脚相向。那天夜里，我很晚也没睡着，我被自己吓了一跳——我不是那么渴望团聚么？朝思暮想的姨妈，亲密无间的表姐，她们此刻就躺在我身边，响着轻鼾。可我鼻子一酸，两颗眼泪掉下来——现在，我只想离开，快点回到家里去。

刘萌萌，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36届高研班学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文字散见于《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刊。著有散文集《她日月》。获首届孙犁文学奖。河北省第三届十佳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