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剑图》是海派绘画大家任伯年1888年为豫园点春堂所作，尺幅较大，约八尺整纸，是任伯年晚期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幅作品秘藏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多年，却一直被认为是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关于画作名字、画作主题、艺术家创作意图一直多有争议。

3月31日，这幅淡出公众视线将近三十年的画作将亮相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百川汇海——江浙沪皖海派绘画名家精品联展”，3月10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与豫园管理处共同举办《观剑图》鉴赏会暨“走近海派绘画”研讨会，美史界、艺术评论界和书画鉴赏专家共赴豫园，先睹为快，“观剑”共海派。

【资料图】

任伯年（1840-1895)

任伯年《观剑图》

这是一幅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秘藏多年的珍品，出自海上画派巨匠任伯年之手，创作于1888年的八尺中堂立轴人物画；它的复制品在豫园点春堂悬挂多年，曾被叫做《观刀图》，一度也曾是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它是任伯年的《观剑图》，一幅神秘的、精妙的、颇具争议的更是耐人寻味的画作。

这一画作也是任伯年为豫园点春堂所作，上署：“光绪戊子首夏，山阴任颐为沪上点春堂之宾日阁下补壁“。

3月10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与豫园管理处共同举办《观剑图》鉴赏会暨“走近海派绘画”研讨会，美史界、艺术评论界和书画鉴赏专家共赴豫园，打开沉寂多年的博物馆库藏，对国家一级文物、清代任伯年绘《观剑图》流传经历、历史背景、学术地位及美学鉴赏等方面展开研讨，揭开历史赋予这幅画卷的神秘面纱。研讨会由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裘争平主持，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周群华、豫园管理处主任陆妍雁等参加。

《观剑图》是任伯年为豫园点春堂所作，尺幅较大，是任伯年晚期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豫园点春堂在近代一直是糖业公所所在地，也是海派书画家雅集之地。该画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入藏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1959年史建馆建制撤销以后，所有文物并入上海博物馆，因此很多研究图录都标注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恢复建制后，任伯年《观剑图》一直是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观剑图》的艺术风格，采用的几乎是全景构图，疏密有致，色彩浓郁而富于对比，极具装饰效果，无论从画树干、枝叶、寿石、丛草等技法都具有任伯年的笔法特色，笔力遒劲，潇脱精致，特别是人物造型有着陈老莲人物高古的形象，钉头鼠尾描独具任式特征。

《观剑图》是否与小刀会起义有关，争论比较多。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一幅“大有深意”之作，因任伯年曾参加太平军，对小刀会有着非常的情感，所绘树荫观刀的画面含蓄地表达了任伯年对小刀会勇士深深的敬意和赞颂。也有观点认为，该画内容是干将莫邪炼剑。该画作于1888年，已是小刀会失败30年之后，跨越30年的“怀念”难免过于牵强；而款署中“为点春堂补壁”，也说明这幅画是专为糖业公所所在地豫园点春堂所作巨幅精品。

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唐永余介绍，该画作除了1996年在“上海六千年文化展”展出过一次以外，一直都深藏在上历博的库房中，它原名并不是《观剑图》，而是《任伯年为点春堂作人物大幅》，1998年被定为馆藏一级文物后改为现名。

“关于《观剑图》的研究，以往可能多在于是‘观刀图’还是‘观剑图’的讨论，是否与小刀会起义有关，但对任伯年《观剑图》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和历史地位的研究似乎还有些薄弱。” 唐永余认为，此作创作于1888年，正是任伯年创作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也是他技术更为成熟的时期。广东糖商作为任伯年最重要的赞助商之一，任伯年为其绘制了八尺中堂之作，并非仅仅是应酬之作，为点春堂补壁只是谦虚的说辞而已。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特节选研讨会部分嘉宾发言予以呈现：

《观剑图》鉴赏会暨“走近海派绘画”研讨会

唐永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我先浅谈一下自己对任伯年《观剑图》的一些认识。此作创作于1888年，正是任伯年创作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也是他技术更为成熟的时期，而广东糖商作为任伯年最重要的赞助商之一，任伯年为此绘制了八尺中堂之作，并非仅仅是应酬之作，是为点春堂补壁只是谦虚的说辞而已。

有任王之称的《华祝三多图》也仅有六尺，两者比较而言，三多图是作于1880年，比较早，属于工笔重彩，无论人物、树石和周边环境都绘制得精致细腻，给人以富丽堂皇的感觉，而《观剑图》创作于1888年比较晚，属于兼工代写的小写意，其线条更具有书法中写的味道，墨与彩更富于变化，层次也更加丰富。在色彩上朱砂、墨色、石绿和赭石既有浓淡深浅的变化，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显得热烈又不失雅致，人物神态也刻画得非常细腻，具有一种张力。从枝叶的穿插和地上的杂草来看，前后关系非常明显，杂而不乱，层次感强。在布局上既有密不透风的繁复，又有疏可走马的留白，在细节的描绘上又有精致之处，如五官的发髻，还有眼神、剑鞘和腰带等细节都刻画得非常的精细，特别是地上的一丛杂草，都是一笔一笔认真的绘制而成，无一笔懈怠，笔笔交代的清清楚楚，杂而不乱，富于变化而极具功力。从这些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出，任伯年应该是精心而为之，而并非应酬之作，所以我个人认为此图应该是任伯年晚期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我想就海派绘画和上海的文化传统谈谈自己的看法。因为上海开埠后取得辉煌的成就，往往遮盖开埠前上海县，上海老城厢所具有的江南文化传统，甚至有人认为上海开埠前仅是一个小渔村，或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上海宋代的时候因商而建镇、元代建县，到了明代经过近300多年的发展，上海县已经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文学、园林、收藏、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清代上海的再次崛起，应该从江海关的设立，苏松太兵备道移驻上海开始，嘉庆道光年间上海港的贸易非常发达，而且众多外地会馆公所纷纷在上海成立，文化和教育也得到了发展，平远山房雅集、吾园雅集前后持续了近20年，上海已经成为江南文人的一个重要雅集之地，虽为传统式的文人雅集，但也为开埠后的书画雅集提供了先例。海派文化就是在这基础上而迅速崛起的，所以说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这次鉴赏会的召开，我觉得体现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跟豫园管理处的这种文化姿态和历史性。我觉得任伯年是海派领军人，是海派书画家中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这样一个画家，它是具有国际性的。

土山湾画馆可谓“第一个国际艺术社区”，在这里，画家们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任伯年画中的写生手法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好朋友、土山湾画馆执掌人刘德斋的影响，任伯年学习素描，学人体解剖画，也画过人体模特，所用的3B铅笔，也得自刘德斋。

所以说当时任伯年在他那里借了不少的西洋画片，就是油画片，包括很多日本浮世绘。任伯年对传统的人物画，在学习陈老莲人物画技法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的人体结构，透视，它的肌肉骨骼都是很符合科学范例。

刚才我看了《观剑图》的真迹也是深受震撼，他这种笔触和构图的确是显示了这种大家的气派和功力。因此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应当重新评价任伯年，他在海派绘画史有杰出的贡献，他是第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眼光。

对这幅图的题材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这是干将莫邪练剑，我倒同意应该是“风尘三侠”这样一个市井、通俗的题材。

至于说到这幅画的艺术价值，我觉得这幅画作于1888年，这是任伯年艺术最成熟，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它整体细腻精湛、构图严谨饱满、色彩典雅，是可读可赏的大师之作。

它在构图上是西洋画透视，它前面是两棵桑树。一般中国画基本上是人物放在前面。人物造型相当生动，特别是眼神惟妙惟肖。所以说这是中西合并，既有传统的功力，又有欧化表现手法的大作。

汪 涤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早期海派画家任伯年、吴石仙等的画作多为广东人所喜爱，任伯年的乡党宁绍商人集团诸如钱业公会并没有邀请任伯年绘画，内园创作多为传统山水画。《树荫观剑图》体现了非主流商团与非正统画家的接受，画作在尺幅上、色彩上以及构图上都更为大胆，具有革新意义。

刘 畅 （安徽博物院保管部副主任、研究馆员）：

我从三个方面谈一下海派绘画的创作因素。

第一个就是经济因素。上海贸易兴盛促进了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吸引各地画家纷至沓来。

第二是它的传统艺术。继承了扬州八怪。

第三是创新因素，海上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仅从民间中汲取灵感，同时又借鉴吸收外来因素融合中西发展，借鉴西方色彩以及造型结构透视的处理。他的画题材广泛、笔划坚定。

顾村言 （澎湃新闻艺术主编）：

任伯年的人物画其实是要重新发现与打捞的。

与古代程式化的人物画相比，他的人物画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较多。这就得说到他与土山湾的关系，包括他对西方绘画与写生的借鉴，这一块梳理得比较少，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使得任伯年的人物具有真正的生活气息、写实性与时代性。

中国的人物画有一个很大的脉络体系，无论从汉代绘画到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人物画，再到唐宋壁画、宋代梁楷的兼工带写、一直到明代陈老莲、清代扬州八怪，任伯年完整地续接了中国人物画的传统脉络。《观剑图》我们可以看他的人物造型，其中构图以树为主体，左边是大块树，右边两个人，树间又隐一人。这与任伯年创作于1886年（中国美术馆藏）的《承天寺夜游》构图很相似。

从技法来讲，他的画受陈老莲、扬州八怪的影响非常大，且有很多写意的成分在里边。他与虚谷、蒲华等写意大家交往也较多，虚谷评其“笔无常法，别出新机，君艺称极也”，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他线条的生辣、骨力与蒲华等还是有差距的，但比较有意味的是任伯年在上海，受到西画影响，尤重写生，长于肖像人物画，他所熟悉的人物，比如吴昌硕肖像等，既传神，生活气息特别浓郁，跟他受土山湾画馆西洋画派写生传统的影响有关，写实功力非常强。他把中国的人物画传统和西洋画技法很好地予以结合。

任伯年的画作还有着一种旷远悲凉的感觉，这也是晚清时代的投射，记得多年前在北京画院读到他的《秋林觅句图》，仿新罗山人，人物寥寥数笔，读之悲凉，或许，也可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他非常喜欢以历史的题材来投射对现实的寄托，而且他与吴昌硕一样，亲身经历过很多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他身上还是有着一种胸怀天下的人文情怀。《观剑图》也是他以历史题材寄寓他的现实主义情怀。在晚清这样一种家国凋敝的情况下，任伯年也好，吴昌硕也好，他们都有一种期待，希望中国能真正强大起来。

所以从《观剑图》可以发散出很多话题，这幅作品在任伯年的人物画作品中可以排得上前几位，它是一个转折期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重要而成熟时期的代表作。

这两年，上海的美术馆、博物馆都做了很多海派文化的重新发现与打捞，无论是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的海派大系展、钱瘦铁特展，还是前年上博梳理海上千年书画的“万年长春”，以及刘海粟美术馆的丁悚艺术文献展，都非常有看点，更有学术深度，相信，上海历博的“百川汇海——江浙沪皖海派绘画名家精品联展”对于重新梳理海派文化，可供探讨的空间非常之大。

陶喻之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馆员）：

我曾经在澳门举行的吴昌硕的研讨会上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我在当时那篇文章当中提到这么几个观点：

一是上海广东化，提到上海这座城市，它的原住民的组成最早是苏、浙、粤三个地方的人占了上海人的前三位。二是广帮好海派。就是广东商人很多，他们非常喜欢海派书法，包括任伯年的绘画作品。三是糖商粘任颐，就是糖商是非常喜欢任伯年的画，甚至要盯到他家里面去。第四个叫海派胜岭东，就是海派对中国的福建和广东的岭东地区，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最后一个标题叫引领岭南派，海派绘画对岭南画派是起着重要引领作用的。

提到第一个话题，任伯年的画当时在上海是非常热销的，清末很多文献记载当中都提到过任伯年的画当时在上海是非常畅销的。

再说到上海广东化，当时苏、浙、粤三个地方的移民中，江苏地区的人在上海占了第一位，其次是浙江人移民到上海，广东人占第三位。广东人为什么会到上海来呢？跟上海饮食口味有关系，苏州人喜欢吃甜食，移民到上海影响了上海人的饮食。清乾隆年间以来，很多潮汕地区的糖商，他们把糖卖到苏州上海来。点春堂正好就是糖业会所所在地，加之任伯年、钱慧安这些海派画家当时的居所都在豫园附近，所以这些因缘际会促进当时海派画家跟糖商之间的关系。另外提到了广帮号好海派，广东商人喜欢海派画家的书画。当时广东商人喜欢任伯年的画到什么程度，是要追到他房间里面去。除了任伯年以外，还有很多的海派画家，比如吴石仙，《海上墨林》里边提到吴石仙的画当时在汕头的市场是非常好的，广东人是非常喜欢的，还有钱慧安。

这就要引到跟我们豫园点春堂的关系。有很多画家当时就在点春堂底下是这样现场作画，其中包括当时的潮州糖商精臣和广西籍海派书画家钟德祥都是任伯年卖画的赞助商。香港艺术馆收藏的两幅任伯年作品上都有题款是画给精臣和钟德祥。所以跟这些粤商关系，从这些点滴的传世绘画画史的记载，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些关联。

肖荣兰 （上海豫园管理处原副主任 ）：

今天我想从豫园的角度出发，谈谈豫园跟海派绘画的关系。因为豫园和海派绘画的关系非常密切，豫园是海派书画的发祥地。为什么海派绘画的发祥地在豫园而不是上海的其他地方？具体我想说这几个方面，一、豫园是当时重要的书画销售市场，为海派书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销售平台，吸引了大量画家来到上海。当时的豫园既有销售市场，又聚集了众多的书法家，包括一些大家名家都在做活动，就使得这个市场兴盛。二、豫园是游览胜地，茶馆、酒楼、小吃店、收藏店、戏剧演出，其中隐藏着爱书画的人士。文化人士也到这里来，世界各国人士来到上海，成为购买的生力军，海外消费也促进海派书画发展。三、豫园是公所的聚集地。很多雅集都是在此进行，为海派塑造提供了活动场所等各种资源。

张长虹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发言题目是“任伯年《树荫观剑图》考”，由于时间关系，其实主要谈其中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题材的典故问题。这其实是一幅人物故实图，典出《越绝书》。

《越绝书》曰：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此二人寡人愿赍邦之重宝，皆以奉。子因吴王请此二人为铁剑，可乎？"风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风胡子之吴见欧冶子、干将，使之为铁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其铁英为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太阿，三曰工市。剑成，风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见之，精神太悦。见风胡子问之曰："此三剑其名为何？"风胡子曰："一曰龙渊，二曰太阿，三曰工市。"

后世多有典籍载录此事，如《文选注》、《百越先贤志》、《广博物志》、《尚史》等。

第二个问题是《树荫观剑图》的构图问题。构图的样式是来自日本浮世绘。

任伯年接触日本浮世绘的渠道有新闻印刷品，如《点石斋画报》，日文的报纸也经常将新闻绘制成插图，随报发行。……任伯年艺术的滋养确实有很大成分来自这些日本新闻锦绘。……许多例子来自歌川画派，包括歌川丰国、歌川国贞、歌川国芳、月冈芳年、落合芳几等艺术家的作品。歌川派不仅是江户时代末期最为繁盛的浮世绘画派，还是推动新兴新闻锦绘背后的力量。

另一个和日本版画在上海传布有关却同样为学者严重忽略的面向，即是上海日文书籍的新兴交易。除了由日本探险家、记者兼企业家岸田吟香创办的日本书店、同时也是药房的乐善堂上海分店所进口的日本书籍，许多当地的书店也加入这种利润丰厚的贸易。如果我们通过《申报》浏览1880到1890年间的资料，便能发现大约有九家书店宣传贩卖日本书籍，例如扫叶山房、传是楼、上海万卷楼、读未楼、醉六堂、文瑞楼、福瀛书局、东壁山房和纬文阁。

邵 琦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任伯年和吴昌硕是海派绘画两位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艺术取向上显然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任伯年《观剑图》向公众表达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态度；吴昌硕作品中较少有这类现实主义题材。海派绘画的发展如果按照任伯年的艺术取向发展，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作品应该会更多，但是到了吴昌硕其实又回到了所谓董其昌倡导的这种书斋式的绘画。我们梳理海派绘画的发展，需要沿着两条线索、两个脉络，两套评价体系。一条线索是题材上它是跟历史事件、社会现状相关联的表述；还有一类是只适合在家庭或者是书斋里的表现题材。两者功能区别开来，简单归纳的话，就是一类属于公共性的，是人文教化的，一类是私人性的，是属于潜移默化的。

我觉得公共性的绘画它注重的是这张画呈现的意义所在，而私人性的绘画它着重要表达的是一个趣味性。两者无法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任伯年的绘画作品有私人化的一面，也有公共性的一面，他真的是一个绘画天才。所以重新来观看《观剑图》，从任伯年会联想到海派绘画以后的发展。

汤哲明 （画家、文艺评论家）：

谈论任伯年，我觉得一个核心问题是要认清任伯年到底在艺术史上产生什么作用。我认为任伯年的意义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他首先是海派绘画时期人物画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旗手级的人物，在人物画里面应该说它的艺术性也是最高的。其次它是近代画家画复兴里面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再则还可以说他的绘画影响持续至今，且影响依旧巨大。

应该说整个20世纪的绘画是以现实主义复兴，实际上就是从画家画的复兴开始，之前是文人画一统天下的。那么画家画和文人画之争，放在任伯年身上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体现，他和吴昌硕之间，有人捧任伯年，有人捧吴昌硕。文人画和画家画之争会长久争论下去。那么任伯年的意义就在于在近现代画家画复兴、人物画复兴当中，他是一个旗手级的人物。在近现代美术史上人物画的复兴上海它是一个主战场，它里面主要有三派人，钱慧安一派，他的画民俗味很强，被形容为城隍庙气很重，但是繁荣一时，商人就是喜欢这种趣味，因而销售盛极一时，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基本就走向式微；还有一派是改琦费丹旭一派，可上溯至唐伯虎仇英，这一派也很值得研究；而任伯年这一派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其实也是市民文化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进入二十世纪也开始走向衰退，但是他在当时影响非常大。任伯年的人物画毫无疑问在这三派里边他的艺术性是最高的。

进入1950年代后，方增先、蒋兆和的人物画全是学得任伯年的线条，而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徐悲鸿。所以说任伯年的绘画影响持续至今。

鲁珊珊 （ 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国家文物局书画、专项鉴定责任鉴定员）：

纵看这张图，综合来讲，我觉得这张绘画整体来说它的主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显性，二是隐性。显性就是我们看的画面里面最主要的部分，它其实是一张湖石和树景图，那么隐性的部分只藏在树后的三个人物，那么他其实通过这种显性和隐性的对比，就把这个故事的氛围感实际上给拉满了。那么从构图上来讲，这张画它其实是比较满的在里面的布局，那么树也好，石头也好，还有人物也好，其实经过了多层次的处理，那么这些弓腰驼背的三个人隐藏在树后面，通过繁繁密密的这种变化和处理，烘托出一种神秘感。

那么这张画它其实整体的走势，从人物开始往左上角偏移，然后再向上再向右下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回字形的布局，实际上是有很明确的节奏感在里面。从整体构图来看，画面虽满，仍然留下了可以呼吸的空间。三个人在观剑，它的剑恰恰是往左下角斜下来的，我觉得这把剑可视作画面中关键破局的一个道具，画家在绘画的时候，对于他的设计也是有自己的巧思。无论从它的整体笔墨技法还是构图巧思，都能看出这幅画是任伯年艺术成熟的作品，是他艺术较高水平的一个代表。

丁羲元 （上海美术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

我谈几点我对任伯年《树荫观剑图》的解读。

真正解读一幅古画，其实大非易事，任伯年的若干人物画，同样如此。因为任伯年嗜读古书，许多奇异怪志，并不为人所知，加上他的奇思睿想，更在画中呈现异彩。《观剑图》究竟画什么？亦属如此。

任画多英雄气，画中英雄气，千秋犹凛然，因此如何表现其“英雄气”，是观画的一个关注点或重点。画中扑入眼帘的，首先是那一树红色，是老树上挂的藤蔓，纷披着红花红叶，灿烂照眼。而右下人物的红腰带与之相映，全图生色。

考画中所写大树，乃为椿树，大椿，古椿树，绿叶纷披，垂荫满幅。任伯年曾有写"大椿树图"（昔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中见）有《大椿八千寿图》,"大椿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辛已二月1881年）。又《华祝三多图）上，亦是数株古椿树藤蔓红花红叶，渲染氛围。

画中人物见右下有系红色腰带者，任画中多见此例，如多幅锤馗，系红色录玉腰带，又如"风尘三侠图"中李靖，甚至虬髯客亦有系此带者。他如关公，周仓等。可知系此类红腰带者，多为大官或多为英雄。如此解，则《观剑图》右下人物身份不寻常。

任画的空间美，任伯年的特色之一，就是善于用一株大树，凌空中分，来规划空间，画中大椿树拔地而起，顶天立地，妙将画面空间，分割成左右其半，从而结构人物，画上部浓荫密叶一片翠色，树下压低，则山石溪草，人物隐现其间．前面一株椿树在阳，后面数株椿树在阴，阴阳隐现，层次极为分明。

在艺术上，全图极为单纯而统一，无一杂笔、杂音。任伯年绘画的音乐性是不为人多关注的，其实这种音乐性，是任画的特色之一。只有达到极为圆熟和心手相应才会呈现出如此境界。试看画上部，画的极为舒展和缓，虽浓荫密匝，但不觉压抑，全是在呼吸之中，极为透气。而左下一角溪石水草，则如急管繁弦，笔笔不苟，一气写成。这种繁密，也烘托出人物不同的心理，另外，与上幅的密林郁茂相映衬。

说到《树荫观剑图》到底画的什么，钱镜塘先生昔年告诉我说画的“干莫炼剑”。可惜我未细问，不知他的具体原由。但与任画1879年之"干莫炼剑图"迥异（故宫博物院藏）。所以多年未曾深究。现暂以此题切入，对照古籍似也可曲径通幽。据晋人《搜神记》故事，干将为吴人，善铸剑。楚玉得知，要干将为其铸剑，干将拖延三年未成，楚王甚怒，于是进入画中，右下系红官带者或为楚国使者，干将持一柄剑，由丛林后出见，示以利剑，略出其锋。楚使见剑，惊异不置，见锋光凛然，双目为之愕然，辣身观之，干将则持剑出鞘，双目紧观来者眼色。树后隐出一人，或为干将随从，或即为莫邪，在树荫深处，抱双剑，侧看而圆睁其目，静听其音，以备应对。三人点睛，巧夺心声，深具戏剧性，有一触即发之妙，画面至此蓄势待发。因为干将深知楚王残暴，故只呈送一把雌剑（剑名"莫邪")，而藏雄剑"干将"，未送楚王，（画中树后一人抱双剑，即喻剑本为双，分为雄雌双剑），画笔至此戛然而止，画外的破事，焉从"接神记"得知，干将知楚王会加害他，故将雄剑藏于山中，松下石中，并装真邪生儿子后，令他为父报仇。最后其子"鼻赤"（眉间尺）果然找到雄剑为其父报仇雪恨。这一余音不绝，已全在画外了，在未有更好的文本前，我相信可以如此作"树荫观剑图"之解读了。

《树荫观剑图》，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在任伯年全部传世作品中，如此巨迹，居功甚伟。其尺幅为八尺整幅，248.5X120.6( cm ）在任画中同列的只有《九老图》）(250.7x122cm)1883年（癸未嘉平），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其次《华祝三多图》(212.5x106cm）庚辰1880年（现为私人藏）。《树荫观剑图》之构局人物组合虽不如其他二图那般复杂充实，但画面更为单纯，空间更加浑成，而且散发着浓郁的神秘感，不是可以轻易进入，也即是更加耐人寻味的。特别是，任伯年写明是为豫园点春堂而作，就更增一重历史感。这是任画中的辉煌巨制，是其艺术巅峰期的伟作。就在这一年，1888年（戊子），任伯年竟创作了诸如《女娲炼石图》,《金谷园图》（多幅）,《羲之爱鹅图》,《寒林牧马图》以及著名的人物肖像《蕉荫纳凉图》等等那些煌煌之作。

任伯年有一个多么旷怀的心胸，历史在他的笔下好像是随时可以呈现的，驱遗千秋上笔端，只有中国画史上最顶级的画家才能臻于如此珠圆玉润，随心所欲之境。

（本文据与会者发言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