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短讯!《特区文学》2023年第3期|薛超伟:青梅(节选)

2023-03-14 09:05:57 来源:教育快播网

薛超伟,1988年生于浙江温州,现居杭州。201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MFA创意写作班。作品散见于多种文学刊物。出版有小说集《隐语》。

大巴从国道拐进乡村公路,我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乡村的路不总是笔直的,它们的走向要顺着山、顾着河,弯多了,就有了标志物,即使路和房子重新修过、建过,也能够认得一些。透过车窗,我看到幼时的我梳马尾辫,穿一件印满蒲公英的绿色外套,手里拎一个化肥袋,准备去干某件大事。她闷头走路,经过一棵树底下,头顶被什么东西挠了一下,一抬头,看到一条蛇垂挂下来,她吓得瘫软在地,不住尖叫。只一会儿,她的堂姐蕙心就跑过来,一把从树枝上扯下蛇,看了眼,跟她说,晓念别害怕,是条死蛇。她仍是怕。于是蕙心甩着死蛇,像鞭子一样在地上抽打几下,远远扔到田地里去了。蕙心拉她起来,问她提着化肥袋要去哪里。她摇头不说话。刚才的惊吓松动了她的决心,计划得延后了,于是她同蕙心回土楼去了。

我让师傅停车,下车跟在她们后面。跟了一段,我看见了那座土楼。我并不思念这里,但这里是来处,来处经过无数次的回望,比现在和未来都要清晰,我不刻意去想,可往事会出现在我眼前,出现在梦里。但我已经不害怕了。上个月,我在车间给实验材料进行退火操作,手背不小心碰到炉门,我把手伸到冷水下冲洗,抹了一点药,继续工作。烫伤的部分后来留了疤,同事替我心疼,又说我这人很可怕,镇静得像个没有痛觉神经的动物。我听后愣了一下,啊,是这样,我变成了这样一个人。我已经很久没有害怕的感觉了,那种钝钝的,压在心头、阻碍呼吸的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像痂一样掉了。现在,当我看到从前的自己,很想告诉她,不要害怕,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她会听见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蕙心的声音是蓝色的,我还没看到她,就听到她喊我:“阿妹!阿妹!”她从人群里跌出来,抱住我。她头上有一股甜腻的汗味,我说:“今天家里这么多客人,你也没洗头。”蕙心笑笑,帮我卸下背包,背在自己肩上,接过我手里的礼品袋。我提醒她里面有红包,别忘记拿出来。她点头,也不跟我客套。我打量她,她穿一件红蓝条纹卫衣,外面套着苗族风格的棉马甲。这是她喜欢的打扮,因为有很多颜色。蕙心看上去没有变化,仿佛三年前与我分开后,她就站在这里候着我。

土楼外站着很多乡人,准备迎关帝爷,都是熟面孔,但叫不出名字。他们冲我招呼:“回来啦?”我答应着,跟着蕙心往土楼走。土楼叫澄悦楼,名字写在大门的门楣上,现在字迹磨灭了,外人估计认不出来。村里人叫它圆寨,但我更愿意跟着外人叫它土楼。很早开始,它就不是我的家了。

中庭也有很多人,他们一边摆放供品,一边聊天。亲戚们到得早,我四处走动,跟他们问好。走了一圈,没看到小叔公,我问起他,大伯母说小叔公不来,每次一有热闹的事他就紧张,就不来,平时倒是会串门。我点点头,小叔公确实是这样的。他以前跟我们一起住在土楼,后来带着他那一支子孙搬到土楼外面去了。现在住在土楼的人不多,像小叔公那样还住在村里的都不算搬家了,更多的人搬去市区或者省内更远的城市。大家常说,搬走是好事,说明日子变好了,不再需要合力建一座楼,守一个家。也有一些人留在楼里,比方说大伯母和她的女儿蕙心。整个镇子的人口日益外流,但过年时大家还是会回来聚一聚。从大年初一到初七,附近几个村轮流“做热闹”。头一天用轿子把关帝像从庙里抬出来,后面跟着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踩高跷,把关帝像一路护送到村里。第二天,下一个村又将关帝像抬去供奉。轮到我们这个村,一般是初五。澄悦楼是村里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土楼,村里有什么仪式都选在这里举行。

长辈们在大伯母家里忙着布置酒席,我过去帮忙,他们说我是客人,让我去一边玩。我说大家都是客人。他们笑起来。我看到小姑也在这里,有点惊讶。那次窖池事故之后,大伯母跟她吵得很激烈,两个人不再往来。看来在我不知道的什么时候,二人已经和好。她们都是热热闹闹、认真生活的人,我为她们高兴。厨房里传来菜香,很熟悉的气味,我想起小时候在土楼里去各家串门解馋的日子。那时候小姑请我到她家吃饭,饭桌上有一道茶油鸭,饭吃到一半,小姑问我,你不吃皮啊?我以为小姑责怪我挑食,忙说吃的。小姑就夹了一块鸭肉,用指甲掐住皮撕下来,放到我碗里,等到碗里堆了四五块皮,我才明白,是小姑不吃鸭皮,又舍不得扔。我勉力把鸭皮全吃下肚。小姑那时候与周围人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有趣,这么说不是指她后来就无趣了,而是换了一种有趣。这次小姑带了她老公来,我看了看,还是三年前那位,那么就可以称他为小姑父。我跟小姑聊了几句,她来电话了,走去接电话。她是生意人,正月初五就忙开了。

我让蕙心陪我上楼,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变化。半腐的楼梯踩一下就吱呀一声,木头会叹气,所有事物老了都会发出点声音。到了三楼,一眼望去,环廊结构让我感到短暂的晕眩。当初在土楼住久了,搬进城里的公寓房,看着笔直的走廊,也有一段时间不适应。我想起以前在村小读书,老师教我们认识圆,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大圆,跟我们介绍:圆没有棱角,边缘光滑,受力均匀。比方说这是我们的土楼,过去土楼除了用来居住以外,也用于防卫。我们造一个正圆的建筑,土匪来了,将一个点击溃,旁边的点可以迅速补上,没什么影响,这个圆还是圆。老师讲完后问我们,那么圆上的这一个个点是什么呢?回来后我把这个问题说给蕙心听。蕙心说,圆上的那些点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土楼的防卫。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因为我三年级的时候,跟阿妹你现在是同一个数学老师。我点点头。蕙心比我大两岁,我经历的事情,她大多是经历过的。

三楼有三十二间房,现在变得冷清许多,虽然楼下不断传来吵闹声,还是可以想象得出这里平时的模样。一间房住不住人,不用打开门就能知道,有一个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贴不贴春联。旧木门贴上大红色的春联,就变新了。环看整层楼,只有零散几个房间贴出了新的春联。正南的楼梯边上是小叔公的房间,贴着春联,褪色了。他以前住那间房的时候,常听大家上楼下楼的声音,久了,他都能知道是谁上来,是谁下去。我怕黑,晚上边上楼梯边喊小叔公,他从楼上应我一声,我的胆子就大一些,快步跑上楼。

从走廊探头望出去,先是看到铺瓦的檐头,每一层都有,防雨,也便于晒秋。过去,这里的廊道里都晾着衣服,碰上大晴天,各家会一起洗衣服,一起挂出来,没拧干的衣服同时滴水,环廊里都是雨声。我望向对面,屋顶上坐着两个小女孩,看不清模样,但我知道她们是谁,一个扎着马尾辫,一个散着头发,一个叫晓念,一个叫蕙心。很快,她们两个人就要被盛怒的长辈拎下去了,那一天是特别的一天,她们第一次透彻地了解到这个世界某些方面的真相。她们为什么要爬上屋顶?也可以不爬的,那么她们就可以晚熟一些。是扬波哥哥做了榜样。扬波哥哥是从他四楼的房间爬到屋顶上去的。本来那样的房间不该给小孩,但是爷爷年纪大了,不方便爬楼,跟扬波换了房间,扬波就住进了顶楼的房间。那间房的天花板有活门,可以通往屋顶,留这个活门是为了方便修屋顶。扬波哥哥常常像一根烟囱杵在屋顶,而那个叫晓念的小女孩看到了,会冲他喊:“扬波哥哥,你在那里做什么呀?”她喊他,他也不答,或许是没听见,或许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表演里,需要维持一个相当孤独的姿态。但她每次见到他坐屋顶,就都喊一喊,这样她仿佛也参与了他在屋顶的事业,变得愉快起来。在中庭闲聊的长辈们说,扬波这么坐在高处,就是专等人来问他,问他一次不够,得七次九次,得哄到他舒服,他才肯下来。长辈们哄笑。

扬波是蕙心的亲哥哥,她和蕙心总是跟着他到处跑。他会用竹子做手枪,用萝卜做提灯,是个好玩的人。但他总嫌弃她们两个,他说因为有她们跟着,束手束脚,他的伙伴就不愿意来邀他玩。但她跟蕙心不管,照样跟着他。有一次她与蕙心发现哥哥不知跑到哪里玩去了,没带上她们,她们就决定做一场只属于她们两个人的冒险,偷偷爬上了屋顶。起先中庭闲聊的几个长辈没发现她们俩,她们还刻意喊了几声,以引起底下人的注意。与她们期待的不符,没有人笑着议论她俩,而是派了一个男性长辈上来,赶她们下来,交给各自的父母教训。那天大伯母打了蕙心一顿,而晓念的妈妈没有打晓念,只是训斥她。她从妈妈的训斥中感觉到,她虽然跟蕙心做了一样的事,但犯的错不同。蕙心不能坐在屋顶,是因为蕙心是女人,来过初潮了。而她不能坐在屋顶,是因为作为一个小女孩,以及作为女人的预备,不应该对那样的高度有所向往。妈妈告诉她,女人是不净的,女人不能处在比男人高的位置,如果一个男人不小心从女人的胯下经过,会给家里招来不幸,那么,女人骑在最高的屋顶,就是对家里所有男性的不敬。妈妈这么跟她说的时候,她就全明白了。生命中有很多时候,她原本是开开心心的,只是做了一个举动,比如一脚跨过门边的耙子,突然耳边就会响起一声惊雷,土楼中的任意一个长辈会走过来大声呵斥她。原来那一切,不是跨这个动作的问题,也不是耙子的问题,而是因为她的性别。她的性别跨过了耙子这个工具代表的性别,对面那个性别就整个地受到了侮辱。那天妈妈边骂边讲,晓念忍着伤心,想着妈妈骂一骂就过去了,可妈妈一直骂到她哭为止。妈妈觉得哭是忏悔,即便忏悔得不够真诚,在形式上也有一种停顿感,是生命里的一次停顿,哭得越伤心,顿得越沉,挫进时间的缝隙,变成一个疤,之后,就不敢了。那回妈妈直接告诉她这个事实,妈妈把这样一套历久弥新的理论传授给她,所有她曾经不能理解的事,就都能理解了。她是个只有十岁的小孩,哭得大声,但心底有一丝开心,就好像洗了很久的污渍换了种洗涤剂后一下子洗干净了。她原谅了自己,不是她一个人的错,是身为女人的错。女人是不能太开心的,开心到爬屋顶就更不能够了。从此她要学着尽量不让开心露出来,把它当作自己的一条尾巴。

那时她小,只会怪自己生成了女儿身,而怪不到别人身上,更不会去怪扬波哥哥。她用小半天就想通了,产生那样的局面,不是她的错,自然也不是扬波哥哥的错。她可以继续喜欢他,让他带着她们四处胡闹。她也明白了为什么跟男孩子一起玩会更尽兴,因为假如她们有什么越轨的行为,可以推卸给他,扬波哥哥也愿意承担。男孩子皮实是真的,他被打得一边嚎一边满楼乱窜,但过后没多久,他就又笑嘻嘻了。她羡慕他的自由,跟他待在一起,也能分到一点。壶清溪是他们常去的地方,放学后路过,就在溪边磨蹭一段时间,要等晚霞四溢才肯回家。不上课的日子也去,打水漂,看夕阳,什么都做,什么都不做。溪边原有一座徐公亭,古时一位徐姓乡绅出钱造的,造完亭子,又在边上种了棵树。徐公亭早就没了,那处岸头还是叫徐公亭,而“徐公树”依然活着,树身粗壮,叶片墨绿,四季都繁密。扬波哥哥经常在那棵树下撒尿,他尿完才下溪玩水,他有理由的,说不希望脏了溪水。有一次他就被一个长辈当场逮到了。长辈告诉他们,这棵树有灵,能荫庇众生,曾有一位高人预言,若徐公树死,全天下的人都会死。长辈讲时很严肃,她跟蕙心听得有些惶恐。蕙心就此成了扬波哥哥的监督员,他一站到树下,蕙心就赶他,他走远一点,到小路边,撒到人家墙根。徐公树死,天下人都会死。现在想来,这无疑是恐吓小孩子的话。为了方便,造出一个禁忌,是他们的惯用手法。这样的传言,终将在乡村消失。但以前她们是愿意去相信那些禁忌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她特别希望徐公树死掉。

中庭有小孩的声音,追逐、尖叫。他们会在长辈眼皮底下用激烈的情绪表达自我,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有个小孩一直在哭闹,我倚着栏杆听了一会儿,原来是他不愿意在这里的厕所上大号,嫌脏。土楼里不设卫生间,大门外的六间矮房组成一个公共厕所,另外,每个卧室通常会备一只马桶。哭闹的小孩最后被大人拎出土楼去了,不知道最后是怎样一个解决方案。中庭陆续摆出几十张小供桌,桌上是堆着食物的篮、屉、桶、盘。多用黄红两色,堆叠在一起有些好看。棕色的则是青梅酒,这里盛产青梅,几乎家家都会自制青梅酒。东首,大红的帐幕搭起来了,是供奉关帝爷的地方。再过一会儿,关帝爷就要抬到土楼里来。

一个老人抱着小婴儿站在帐幕旁边,孩子伸手够面前的旗子,老人逗他,他快够到了,老人就往后退一步,孩子就急,老人再往前一步,旗子又近了,那孩子看有希望,又眉开眼笑。如此反复,一老一小乐在其中。

我认出老人是谁,喊了他一声“冠林伯”。他抬头寻,看到我,反应了几秒,不自然地咧了咧嘴。

我说:“冠林伯记得我吗?”

“晓念回来啦?好几年没见着你了。”

“嗯,回来一趟,看看长辈,看看您,您还健健康康的,我放心了。”

“回来好,多回来看看。大家都念叨你。”冠林伯同我说着话,一边就抱着他的孙儿慢慢踱远了。他怕我,我不怕他,跟小时候颠倒过来。我回头找蕙心,想告诉她这事,发现她已走远。她的意思是让我跟上她,不要跟冠林伯说话。

以前,蕙心的房间在我的房间对面,每次找她玩,跑一个半圆就行,木地板砰砰响。蕙心找我时动静也大,远远地就喊阿妹,冬天的时候,我听到她的喊声,预先跳下床给她开门,再躲回被窝,以免她进门就把冰凉的手溜进我的怀里。我走进蕙心的房间。她房间的布局没变,只是原先的挂衣架没了,换成了一个三门衣柜,最里边的马桶,遮上了帘子。

“以前你撒尿,我就站旁边跟你聊天。现在防谁呢?”我说。

“跟小时候不一样了,要有大人样嘛。”蕙心笑说。

我站窗边看了看外面,枇杷树还在,那些屋子的外观不太一样了,可能是新刷了外墙,翻盖了屋顶。审视面前的空框,实在称不上是窗,不过是外墙上的孔洞。战时可以从这里观察敌情,把枪口从孔洞伸出去。

蕙心说:“那时你可喜欢躲在窗口看了。”

我说:“是呀,怪得很,明明风景就在外面,下去看就是了,可是躲在这里偷偷看,就觉得特别有趣。”

我离开窗,对蕙心说:“村里这几座土楼,以后会改成景点吧?上蛟乡的都改了。”

蕙心说:“可能吧,听人说起过,我不喜欢。”

“怎么不喜欢呢?改成景区,有补贴,大家日子也能好过一点。”

“现在就够好了。”

我坐在蕙心身边,仔细看她,我看不出她哪里有变化,但她的容貌更像大伯母,而不是蕙心了。她守在我们出生的地方,时间好像重一些,因为往事层叠在此处,会以数倍的分量压在人身上。她这身棉马甲,十多岁时就见她穿着了,苗族风格的,两只口袋上面各缝一只鸮,色彩拥挤出来。对蕙心来说,什么都是够用的。是,棉马甲对她来说也足够好看。

在这房间里,我们曾说过很多话。土楼没有隔音可言,以前我们关上门,还要蒙上被子,才肯把心底的事说出来。大人有一茬秘密,小孩也会制造自己的秘密,并且保存至今。记得有一晚,小姑给大家讲了鬼故事,晓念很害怕,不敢一个人睡,就去蕙心的房间睡。睡前她跟蕙心玩闹,互相挠痒痒,蕙心伸手掀她秋衣,她感觉到肚子上面一阵冰冷,让人疑心是蛇。她身体本能地蜷缩起来,去挡那蛇,蛇攀到了她的胸部,到她的乳头,她感到痒,痒里有冷,有沉闷的害怕。她从蕙心的手里挣脱出来,把秋衣拉下去,问蕙心在干什么。蕙心说:“都这样啊,很舒服的。”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都这样。是谁都这样?是谁很舒服?她对这样的表述有印象。土楼里那群小孩聚在一起,有时候会讲一种“大人的话题”,讨论“大人的声音”,那种声音通常在夜晚响起,代表恩爱。以福东表哥为首,其余男孩附和,想象和传言彼此佐证。他们喜欢讲这种话题,以证明自己的聪慧,也为了证明自己在世上无所忌惮。那时她虽有本能的不适,也跟着笑,同样是为了加入大家的自我证明之中,其实她什么都不知道。她与蕙心没聊过这些话题,事实上她们没聊过与身体有关的话题,因为那对女人来说是禁忌。奶奶教导,女孩的内裤不能挂在外面,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阴干。她照做,有时候晾出了霉臭,也只能将就穿上。既然身体是不净的,那么霉臭也是匹配的,身体与内裤互相体谅就好。她印象中只有小姑不管不顾,把内裤公然地晾在檐下,甚至让它们过夜,鲜艳地悬在土楼的夜风中。小姑有那么多奇怪的行为,因此被男孩子们编排了很多笑话,被长辈们称为疯子。而她想做一个正常人,希望获得长辈的喜爱,她按照规章处理自己的言语和身体。所以她对蕙心能做出的回应就是,当作一切没有发生过,也不再跟蕙心同睡。直到她也遇到了类似的事,她才慢慢明白蕙心曾经遭遇过什么。再后来她跟随父母搬走,隔得远了,她与蕙心不再说话。秘密是不能通过信使传递的,电子信使也不行。于是,她们几乎也不说话了。

我有时候想起蕙心,会在手机上看一眼她的动态。我知道她跟着大伯母卖饼,知道她跟人订过婚,又解除了婚约。我不知道那些事的细节,不知道她卖饼是几点起,几点收摊,不同季节的作息是否一样,有没有烫伤过。我曾想在她的动态底下跟她开个玩笑,说我每天也跟炉子打交道,又觉得挺没劲。玩笑没说出口,担心也寄存着,沉默时倒有几点真诚,说出来,就客套了。她也偷看我的,偶尔她会给我发一句话,有时说完又撤回。我也不问她撤回了什么。

现在我们又坐在一起。我讲我这些年的事,大学读完了,后来还考了研,我的专业是材料学,就是研究不同材料的结构、性质等等。我故意学很硬的知识,就是通常意义上那种,女孩子学了,别人就觉得你很难嫁的东西。毕业后去了苏州一家工厂做技术员,研发新材料,工艺流程是先配料,铸造成坯料,再一步步加工为成品。蕙心问我,女孩子做这些工作,挺难吧?我说还好,有些活儿是由工人师傅来干的,比方说操作拉矫机,但我们要全程盯着。同期进厂的一个女同事,跟工人们处得很好,她善于示弱,他们也愿意帮她忙,比如退火时,替她看炉子、取材料。说实话,我也想过要不要学她那样,让自己每天轻松一些,还是放弃了。不是我清高,确实是学不会。但我学会了不去诋毁她,不去嫉妒她,我跟她关系挺好。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有不错的工资,存了些钱,舍得给自己花钱了,看一次牙花上千块钱也心安理得。蕙心问我能挣多少。我说一个月拿到手一万五。她看着我,眨眨眼睛,在我背上拍了一下,说,行啊,陈晓念。我询问她的近况。她说她现在做饼跟大伯母一样娴熟,以后她可以在西口支个摊,离她妈妈远点,不用互相抢生意。蕙心可能不喜欢聊自己,没几句就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她起身打开衣柜,给我看她的收藏,一块玉,一件她得铺垫好久才肯拿出来的针织镂空裙。我举着裙子在她身上比,夸她,她嘿嘿笑,用哼歌来掩饰,都是我们以前的歌,我捡她一句歌词的尾音续上,一起哼。

楼下喧哗起来。有人喊:“门口的把路让出来。”我跟蕙心起身走到一楼。关帝像已经被抬进土楼,在红色帐幕下供奉,帐幕前立起两只大香烛,比人高,可以烧一整天。穿着蓝色长褂的一位阿公带着村民祈福。全场安静下来,阿公说一句,大家说一句。我们这里各行各业的人都信奉关帝爷,关帝爷不仅是保护神,还是财神,什么都管得到。记得以前在这个环节,我妈很积极,跪坐在供桌前面,跟着阿公的唱词念。今年她没来,因为爸爸脚上有痛风,这几天突然不能走路,她得照顾他。她派我做家里的代表,我答应下来。现在我比小时候听话。人与人之间突然亲昵起来,有时候没什么原因,只不过是其中至少有一方变老了。以及,我敢听话了,我知道我的听话伤害不到我。

祈福结束,村民们把供奉的食物拿回去,跟热菜一起摆成一桌。我们帮着大伯母把供物移到饭桌上。放酒杯的时候,我注意到桌上的酒水是啤酒、黄酒和葡萄酒,三张桌子上都没有青梅酒,青梅是禁忌,这点没变。我们围着圆桌坐下,谁喝什么酒,用什么酒杯,分配到位。蕙心去厨房帮忙,我给她留了座位。桌上摆着蚝煎、封肉、炒杂锦等菜,都是我们镇的特色,大家斟酒、夹菜,夸赞大伯母的手艺。大伯母笑吟吟地出来,又上了道白灼小管,招呼大家多吃点。小管就是一种小鱿鱼,切块前后都呈管状,白灼后就能吃了。我喜欢蘸芥末、醋来吃,第一口刺激,等劲儿过去后,又能回味鱿鱼肉的甘美。表妹不习惯芥末,呛到流眼泪,旁边的表弟说她不行,两个人打了一轮嘴仗,激起了一桌人的胜负欲,大家都挑战芥末。正好上了苦瓜汤,用汤去解嘴里的辣味,又添一层苦,满桌的人哈气、咧嘴,很欢乐。我知道这种欢乐是暂时的。果然不久之后他们就聊起了他们认为需要讨论的正经话题,婚姻、子女教育、家族的未来等。坐在一起,必须要谈点什么,必须给此时此刻做下标记,必须不能虚度,必须展示一些上下级关系,必须施一些恩,受一些惠。小姑父叫我拿一瓶啤酒给他。我离开座位,从他身边经过,拿来两瓶啤酒,摆在他面前,坐回座位。福东表哥用筷子帮他打开瓶盖,对我说:“帮长辈拿酒,顺手把瓶盖打开,这是礼貌。”

“诶,没事,自家人。”小姑父摆摆手。

“自家人才得说,免得她以后吃亏。”表哥说。

“晓念是大学生,不讲究这些的。”小姑说,“晓念,在外面有没有交男朋友?”

“还没有。”我说。

“该找一个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都不喜欢结婚,所以早点催你,给你提个醒。”小姑说。

“你是家里独生女,其实不该在外面的。阿兴也真敢让你一个人在外面,早晚要后悔。”大姑说。

“舅在银行工作,不然可以多生一个。”表哥说。

“他以前有想法,想着晋升,看看现在,还是个小主任,当初还不如出来呢。”大姑说。

“表哥,你不应该当着我的面说我爸,我万一理解错了,回去转述给他听,他再理解错,那最后的意思就跟你的意思很不一样了,就挺不好的,有时候误会就是这么产生的。”我说。

表哥笑着指指我,大姑看我一眼。

……

节选自《特区文学》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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