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超伟，1988年生于浙江温州，现居杭州。201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MFA创意写作班。作品散见于多种文学刊物。出版有小说集《隐语》。

大巴从国道拐进乡村公路，我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乡村的路不总是笔直的，它们的走向要顺着山、顾着河，弯多了，就有了标志物，即使路和房子重新修过、建过，也能够认得一些。透过车窗，我看到幼时的我梳马尾辫，穿一件印满蒲公英的绿色外套，手里拎一个化肥袋，准备去干某件大事。她闷头走路，经过一棵树底下，头顶被什么东西挠了一下，一抬头，看到一条蛇垂挂下来，她吓得瘫软在地，不住尖叫。只一会儿，她的堂姐蕙心就跑过来，一把从树枝上扯下蛇，看了眼，跟她说，晓念别害怕，是条死蛇。她仍是怕。于是蕙心甩着死蛇，像鞭子一样在地上抽打几下，远远扔到田地里去了。蕙心拉她起来，问她提着化肥袋要去哪里。她摇头不说话。刚才的惊吓松动了她的决心，计划得延后了，于是她同蕙心回土楼去了。

我让师傅停车，下车跟在她们后面。跟了一段，我看见了那座土楼。我并不思念这里，但这里是来处，来处经过无数次的回望，比现在和未来都要清晰，我不刻意去想，可往事会出现在我眼前，出现在梦里。但我已经不害怕了。上个月，我在车间给实验材料进行退火操作，手背不小心碰到炉门，我把手伸到冷水下冲洗，抹了一点药，继续工作。烫伤的部分后来留了疤，同事替我心疼，又说我这人很可怕，镇静得像个没有痛觉神经的动物。我听后愣了一下，啊，是这样，我变成了这样一个人。我已经很久没有害怕的感觉了，那种钝钝的，压在心头、阻碍呼吸的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像痂一样掉了。现在，当我看到从前的自己，很想告诉她，不要害怕，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她会听见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蕙心的声音是蓝色的，我还没看到她，就听到她喊我：“阿妹！阿妹！”她从人群里跌出来，抱住我。她头上有一股甜腻的汗味，我说：“今天家里这么多客人，你也没洗头。”蕙心笑笑，帮我卸下背包，背在自己肩上，接过我手里的礼品袋。我提醒她里面有红包，别忘记拿出来。她点头，也不跟我客套。我打量她，她穿一件红蓝条纹卫衣，外面套着苗族风格的棉马甲。这是她喜欢的打扮，因为有很多颜色。蕙心看上去没有变化，仿佛三年前与我分开后，她就站在这里候着我。

土楼外站着很多乡人，准备迎关帝爷，都是熟面孔，但叫不出名字。他们冲我招呼：“回来啦？”我答应着，跟着蕙心往土楼走。土楼叫澄悦楼，名字写在大门的门楣上，现在字迹磨灭了，外人估计认不出来。村里人叫它圆寨，但我更愿意跟着外人叫它土楼。很早开始，它就不是我的家了。

中庭也有很多人，他们一边摆放供品，一边聊天。亲戚们到得早，我四处走动，跟他们问好。走了一圈，没看到小叔公，我问起他，大伯母说小叔公不来，每次一有热闹的事他就紧张，就不来，平时倒是会串门。我点点头，小叔公确实是这样的。他以前跟我们一起住在土楼，后来带着他那一支子孙搬到土楼外面去了。现在住在土楼的人不多，像小叔公那样还住在村里的都不算搬家了，更多的人搬去市区或者省内更远的城市。大家常说，搬走是好事，说明日子变好了，不再需要合力建一座楼，守一个家。也有一些人留在楼里，比方说大伯母和她的女儿蕙心。整个镇子的人口日益外流，但过年时大家还是会回来聚一聚。从大年初一到初七，附近几个村轮流“做热闹”。头一天用轿子把关帝像从庙里抬出来，后面跟着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踩高跷，把关帝像一路护送到村里。第二天，下一个村又将关帝像抬去供奉。轮到我们这个村，一般是初五。澄悦楼是村里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土楼，村里有什么仪式都选在这里举行。

长辈们在大伯母家里忙着布置酒席，我过去帮忙，他们说我是客人，让我去一边玩。我说大家都是客人。他们笑起来。我看到小姑也在这里，有点惊讶。那次窖池事故之后，大伯母跟她吵得很激烈，两个人不再往来。看来在我不知道的什么时候，二人已经和好。她们都是热热闹闹、认真生活的人，我为她们高兴。厨房里传来菜香，很熟悉的气味，我想起小时候在土楼里去各家串门解馋的日子。那时候小姑请我到她家吃饭，饭桌上有一道茶油鸭，饭吃到一半，小姑问我，你不吃皮啊？我以为小姑责怪我挑食，忙说吃的。小姑就夹了一块鸭肉，用指甲掐住皮撕下来，放到我碗里，等到碗里堆了四五块皮，我才明白，是小姑不吃鸭皮，又舍不得扔。我勉力把鸭皮全吃下肚。小姑那时候与周围人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有趣，这么说不是指她后来就无趣了，而是换了一种有趣。这次小姑带了她老公来，我看了看，还是三年前那位，那么就可以称他为小姑父。我跟小姑聊了几句，她来电话了，走去接电话。她是生意人，正月初五就忙开了。

我让蕙心陪我上楼，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变化。半腐的楼梯踩一下就吱呀一声，木头会叹气，所有事物老了都会发出点声音。到了三楼，一眼望去，环廊结构让我感到短暂的晕眩。当初在土楼住久了，搬进城里的公寓房，看着笔直的走廊，也有一段时间不适应。我想起以前在村小读书，老师教我们认识圆，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大圆，跟我们介绍：圆没有棱角，边缘光滑，受力均匀。比方说这是我们的土楼，过去土楼除了用来居住以外，也用于防卫。我们造一个正圆的建筑，土匪来了，将一个点击溃，旁边的点可以迅速补上，没什么影响，这个圆还是圆。老师讲完后问我们，那么圆上的这一个个点是什么呢？回来后我把这个问题说给蕙心听。蕙心说，圆上的那些点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土楼的防卫。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因为我三年级的时候，跟阿妹你现在是同一个数学老师。我点点头。蕙心比我大两岁，我经历的事情，她大多是经历过的。

三楼有三十二间房，现在变得冷清许多，虽然楼下不断传来吵闹声，还是可以想象得出这里平时的模样。一间房住不住人，不用打开门就能知道，有一个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贴不贴春联。旧木门贴上大红色的春联，就变新了。环看整层楼，只有零散几个房间贴出了新的春联。正南的楼梯边上是小叔公的房间，贴着春联，褪色了。他以前住那间房的时候，常听大家上楼下楼的声音，久了，他都能知道是谁上来，是谁下去。我怕黑，晚上边上楼梯边喊小叔公，他从楼上应我一声，我的胆子就大一些，快步跑上楼。

从走廊探头望出去，先是看到铺瓦的檐头，每一层都有，防雨，也便于晒秋。过去，这里的廊道里都晾着衣服，碰上大晴天，各家会一起洗衣服，一起挂出来，没拧干的衣服同时滴水，环廊里都是雨声。我望向对面，屋顶上坐着两个小女孩，看不清模样，但我知道她们是谁，一个扎着马尾辫，一个散着头发，一个叫晓念，一个叫蕙心。很快，她们两个人就要被盛怒的长辈拎下去了，那一天是特别的一天，她们第一次透彻地了解到这个世界某些方面的真相。她们为什么要爬上屋顶？也可以不爬的，那么她们就可以晚熟一些。是扬波哥哥做了榜样。扬波哥哥是从他四楼的房间爬到屋顶上去的。本来那样的房间不该给小孩，但是爷爷年纪大了，不方便爬楼，跟扬波换了房间，扬波就住进了顶楼的房间。那间房的天花板有活门，可以通往屋顶，留这个活门是为了方便修屋顶。扬波哥哥常常像一根烟囱杵在屋顶，而那个叫晓念的小女孩看到了，会冲他喊：“扬波哥哥，你在那里做什么呀？”她喊他，他也不答，或许是没听见，或许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表演里，需要维持一个相当孤独的姿态。但她每次见到他坐屋顶，就都喊一喊，这样她仿佛也参与了他在屋顶的事业，变得愉快起来。在中庭闲聊的长辈们说，扬波这么坐在高处，就是专等人来问他，问他一次不够，得七次九次，得哄到他舒服，他才肯下来。长辈们哄笑。

扬波是蕙心的亲哥哥，她和蕙心总是跟着他到处跑。他会用竹子做手枪，用萝卜做提灯，是个好玩的人。但他总嫌弃她们两个，他说因为有她们跟着，束手束脚，他的伙伴就不愿意来邀他玩。但她跟蕙心不管，照样跟着他。有一次她与蕙心发现哥哥不知跑到哪里玩去了，没带上她们，她们就决定做一场只属于她们两个人的冒险，偷偷爬上了屋顶。起先中庭闲聊的几个长辈没发现她们俩，她们还刻意喊了几声，以引起底下人的注意。与她们期待的不符，没有人笑着议论她俩，而是派了一个男性长辈上来，赶她们下来，交给各自的父母教训。那天大伯母打了蕙心一顿，而晓念的妈妈没有打晓念，只是训斥她。她从妈妈的训斥中感觉到，她虽然跟蕙心做了一样的事，但犯的错不同。蕙心不能坐在屋顶，是因为蕙心是女人，来过初潮了。而她不能坐在屋顶，是因为作为一个小女孩，以及作为女人的预备，不应该对那样的高度有所向往。妈妈告诉她，女人是不净的，女人不能处在比男人高的位置，如果一个男人不小心从女人的胯下经过，会给家里招来不幸，那么，女人骑在最高的屋顶，就是对家里所有男性的不敬。妈妈这么跟她说的时候，她就全明白了。生命中有很多时候，她原本是开开心心的，只是做了一个举动，比如一脚跨过门边的耙子，突然耳边就会响起一声惊雷，土楼中的任意一个长辈会走过来大声呵斥她。原来那一切，不是跨这个动作的问题，也不是耙子的问题，而是因为她的性别。她的性别跨过了耙子这个工具代表的性别，对面那个性别就整个地受到了侮辱。那天妈妈边骂边讲，晓念忍着伤心，想着妈妈骂一骂就过去了，可妈妈一直骂到她哭为止。妈妈觉得哭是忏悔，即便忏悔得不够真诚，在形式上也有一种停顿感，是生命里的一次停顿，哭得越伤心，顿得越沉，挫进时间的缝隙，变成一个疤，之后，就不敢了。那回妈妈直接告诉她这个事实，妈妈把这样一套历久弥新的理论传授给她，所有她曾经不能理解的事，就都能理解了。她是个只有十岁的小孩，哭得大声，但心底有一丝开心，就好像洗了很久的污渍换了种洗涤剂后一下子洗干净了。她原谅了自己，不是她一个人的错，是身为女人的错。女人是不能太开心的，开心到爬屋顶就更不能够了。从此她要学着尽量不让开心露出来，把它当作自己的一条尾巴。

那时她小，只会怪自己生成了女儿身，而怪不到别人身上，更不会去怪扬波哥哥。她用小半天就想通了，产生那样的局面，不是她的错，自然也不是扬波哥哥的错。她可以继续喜欢他，让他带着她们四处胡闹。她也明白了为什么跟男孩子一起玩会更尽兴，因为假如她们有什么越轨的行为，可以推卸给他，扬波哥哥也愿意承担。男孩子皮实是真的，他被打得一边嚎一边满楼乱窜，但过后没多久，他就又笑嘻嘻了。她羡慕他的自由，跟他待在一起，也能分到一点。壶清溪是他们常去的地方，放学后路过，就在溪边磨蹭一段时间，要等晚霞四溢才肯回家。不上课的日子也去，打水漂，看夕阳，什么都做，什么都不做。溪边原有一座徐公亭，古时一位徐姓乡绅出钱造的，造完亭子，又在边上种了棵树。徐公亭早就没了，那处岸头还是叫徐公亭，而“徐公树”依然活着，树身粗壮，叶片墨绿，四季都繁密。扬波哥哥经常在那棵树下撒尿，他尿完才下溪玩水，他有理由的，说不希望脏了溪水。有一次他就被一个长辈当场逮到了。长辈告诉他们，这棵树有灵，能荫庇众生，曾有一位高人预言，若徐公树死，全天下的人都会死。长辈讲时很严肃，她跟蕙心听得有些惶恐。蕙心就此成了扬波哥哥的监督员，他一站到树下，蕙心就赶他，他走远一点，到小路边，撒到人家墙根。徐公树死，天下人都会死。现在想来，这无疑是恐吓小孩子的话。为了方便，造出一个禁忌，是他们的惯用手法。这样的传言，终将在乡村消失。但以前她们是愿意去相信那些禁忌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她特别希望徐公树死掉。

中庭有小孩的声音，追逐、尖叫。他们会在长辈眼皮底下用激烈的情绪表达自我，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有个小孩一直在哭闹，我倚着栏杆听了一会儿，原来是他不愿意在这里的厕所上大号，嫌脏。土楼里不设卫生间，大门外的六间矮房组成一个公共厕所，另外，每个卧室通常会备一只马桶。哭闹的小孩最后被大人拎出土楼去了，不知道最后是怎样一个解决方案。中庭陆续摆出几十张小供桌，桌上是堆着食物的篮、屉、桶、盘。多用黄红两色，堆叠在一起有些好看。棕色的则是青梅酒，这里盛产青梅，几乎家家都会自制青梅酒。东首，大红的帐幕搭起来了，是供奉关帝爷的地方。再过一会儿，关帝爷就要抬到土楼里来。

一个老人抱着小婴儿站在帐幕旁边，孩子伸手够面前的旗子，老人逗他，他快够到了，老人就往后退一步，孩子就急，老人再往前一步，旗子又近了，那孩子看有希望，又眉开眼笑。如此反复，一老一小乐在其中。

我认出老人是谁，喊了他一声“冠林伯”。他抬头寻，看到我，反应了几秒，不自然地咧了咧嘴。

我说：“冠林伯记得我吗？”

“晓念回来啦？好几年没见着你了。”

“嗯，回来一趟，看看长辈，看看您，您还健健康康的，我放心了。”

“回来好，多回来看看。大家都念叨你。”冠林伯同我说着话，一边就抱着他的孙儿慢慢踱远了。他怕我，我不怕他，跟小时候颠倒过来。我回头找蕙心，想告诉她这事，发现她已走远。她的意思是让我跟上她，不要跟冠林伯说话。

以前，蕙心的房间在我的房间对面，每次找她玩，跑一个半圆就行，木地板砰砰响。蕙心找我时动静也大，远远地就喊阿妹，冬天的时候，我听到她的喊声，预先跳下床给她开门，再躲回被窝，以免她进门就把冰凉的手溜进我的怀里。我走进蕙心的房间。她房间的布局没变，只是原先的挂衣架没了，换成了一个三门衣柜，最里边的马桶，遮上了帘子。

“以前你撒尿，我就站旁边跟你聊天。现在防谁呢？”我说。

“跟小时候不一样了，要有大人样嘛。”蕙心笑说。

我站窗边看了看外面，枇杷树还在，那些屋子的外观不太一样了，可能是新刷了外墙，翻盖了屋顶。审视面前的空框，实在称不上是窗，不过是外墙上的孔洞。战时可以从这里观察敌情，把枪口从孔洞伸出去。

蕙心说：“那时你可喜欢躲在窗口看了。”

我说：“是呀，怪得很，明明风景就在外面，下去看就是了，可是躲在这里偷偷看，就觉得特别有趣。”

我离开窗，对蕙心说：“村里这几座土楼，以后会改成景点吧？上蛟乡的都改了。”

蕙心说：“可能吧，听人说起过，我不喜欢。”

“怎么不喜欢呢？改成景区，有补贴，大家日子也能好过一点。”

“现在就够好了。”

我坐在蕙心身边，仔细看她，我看不出她哪里有变化，但她的容貌更像大伯母，而不是蕙心了。她守在我们出生的地方，时间好像重一些，因为往事层叠在此处，会以数倍的分量压在人身上。她这身棉马甲，十多岁时就见她穿着了，苗族风格的，两只口袋上面各缝一只鸮，色彩拥挤出来。对蕙心来说，什么都是够用的。是，棉马甲对她来说也足够好看。

在这房间里，我们曾说过很多话。土楼没有隔音可言，以前我们关上门，还要蒙上被子，才肯把心底的事说出来。大人有一茬秘密，小孩也会制造自己的秘密，并且保存至今。记得有一晚，小姑给大家讲了鬼故事，晓念很害怕，不敢一个人睡，就去蕙心的房间睡。睡前她跟蕙心玩闹，互相挠痒痒，蕙心伸手掀她秋衣，她感觉到肚子上面一阵冰冷，让人疑心是蛇。她身体本能地蜷缩起来，去挡那蛇，蛇攀到了她的胸部，到她的乳头，她感到痒，痒里有冷，有沉闷的害怕。她从蕙心的手里挣脱出来，把秋衣拉下去，问蕙心在干什么。蕙心说：“都这样啊，很舒服的。”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都这样。是谁都这样？是谁很舒服？她对这样的表述有印象。土楼里那群小孩聚在一起，有时候会讲一种“大人的话题”，讨论“大人的声音”，那种声音通常在夜晚响起，代表恩爱。以福东表哥为首，其余男孩附和，想象和传言彼此佐证。他们喜欢讲这种话题，以证明自己的聪慧，也为了证明自己在世上无所忌惮。那时她虽有本能的不适，也跟着笑，同样是为了加入大家的自我证明之中，其实她什么都不知道。她与蕙心没聊过这些话题，事实上她们没聊过与身体有关的话题，因为那对女人来说是禁忌。奶奶教导，女孩的内裤不能挂在外面，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阴干。她照做，有时候晾出了霉臭，也只能将就穿上。既然身体是不净的，那么霉臭也是匹配的，身体与内裤互相体谅就好。她印象中只有小姑不管不顾，把内裤公然地晾在檐下，甚至让它们过夜，鲜艳地悬在土楼的夜风中。小姑有那么多奇怪的行为，因此被男孩子们编排了很多笑话，被长辈们称为疯子。而她想做一个正常人，希望获得长辈的喜爱，她按照规章处理自己的言语和身体。所以她对蕙心能做出的回应就是，当作一切没有发生过，也不再跟蕙心同睡。直到她也遇到了类似的事，她才慢慢明白蕙心曾经遭遇过什么。再后来她跟随父母搬走，隔得远了，她与蕙心不再说话。秘密是不能通过信使传递的，电子信使也不行。于是，她们几乎也不说话了。

我有时候想起蕙心，会在手机上看一眼她的动态。我知道她跟着大伯母卖饼，知道她跟人订过婚，又解除了婚约。我不知道那些事的细节，不知道她卖饼是几点起，几点收摊，不同季节的作息是否一样，有没有烫伤过。我曾想在她的动态底下跟她开个玩笑，说我每天也跟炉子打交道，又觉得挺没劲。玩笑没说出口，担心也寄存着，沉默时倒有几点真诚，说出来，就客套了。她也偷看我的，偶尔她会给我发一句话，有时说完又撤回。我也不问她撤回了什么。

现在我们又坐在一起。我讲我这些年的事，大学读完了，后来还考了研，我的专业是材料学，就是研究不同材料的结构、性质等等。我故意学很硬的知识，就是通常意义上那种，女孩子学了，别人就觉得你很难嫁的东西。毕业后去了苏州一家工厂做技术员，研发新材料，工艺流程是先配料，铸造成坯料，再一步步加工为成品。蕙心问我，女孩子做这些工作，挺难吧？我说还好，有些活儿是由工人师傅来干的，比方说操作拉矫机，但我们要全程盯着。同期进厂的一个女同事，跟工人们处得很好，她善于示弱，他们也愿意帮她忙，比如退火时，替她看炉子、取材料。说实话，我也想过要不要学她那样，让自己每天轻松一些，还是放弃了。不是我清高，确实是学不会。但我学会了不去诋毁她，不去嫉妒她，我跟她关系挺好。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有不错的工资，存了些钱，舍得给自己花钱了，看一次牙花上千块钱也心安理得。蕙心问我能挣多少。我说一个月拿到手一万五。她看着我，眨眨眼睛，在我背上拍了一下，说，行啊，陈晓念。我询问她的近况。她说她现在做饼跟大伯母一样娴熟，以后她可以在西口支个摊，离她妈妈远点，不用互相抢生意。蕙心可能不喜欢聊自己，没几句就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她起身打开衣柜，给我看她的收藏，一块玉，一件她得铺垫好久才肯拿出来的针织镂空裙。我举着裙子在她身上比，夸她，她嘿嘿笑，用哼歌来掩饰，都是我们以前的歌，我捡她一句歌词的尾音续上，一起哼。

楼下喧哗起来。有人喊：“门口的把路让出来。”我跟蕙心起身走到一楼。关帝像已经被抬进土楼，在红色帐幕下供奉，帐幕前立起两只大香烛，比人高，可以烧一整天。穿着蓝色长褂的一位阿公带着村民祈福。全场安静下来，阿公说一句，大家说一句。我们这里各行各业的人都信奉关帝爷，关帝爷不仅是保护神，还是财神，什么都管得到。记得以前在这个环节，我妈很积极，跪坐在供桌前面，跟着阿公的唱词念。今年她没来，因为爸爸脚上有痛风，这几天突然不能走路，她得照顾他。她派我做家里的代表，我答应下来。现在我比小时候听话。人与人之间突然亲昵起来，有时候没什么原因，只不过是其中至少有一方变老了。以及，我敢听话了，我知道我的听话伤害不到我。

祈福结束，村民们把供奉的食物拿回去，跟热菜一起摆成一桌。我们帮着大伯母把供物移到饭桌上。放酒杯的时候，我注意到桌上的酒水是啤酒、黄酒和葡萄酒，三张桌子上都没有青梅酒，青梅是禁忌，这点没变。我们围着圆桌坐下，谁喝什么酒，用什么酒杯，分配到位。蕙心去厨房帮忙，我给她留了座位。桌上摆着蚝煎、封肉、炒杂锦等菜，都是我们镇的特色，大家斟酒、夹菜，夸赞大伯母的手艺。大伯母笑吟吟地出来，又上了道白灼小管，招呼大家多吃点。小管就是一种小鱿鱼，切块前后都呈管状，白灼后就能吃了。我喜欢蘸芥末、醋来吃，第一口刺激，等劲儿过去后，又能回味鱿鱼肉的甘美。表妹不习惯芥末，呛到流眼泪，旁边的表弟说她不行，两个人打了一轮嘴仗，激起了一桌人的胜负欲，大家都挑战芥末。正好上了苦瓜汤，用汤去解嘴里的辣味，又添一层苦，满桌的人哈气、咧嘴，很欢乐。我知道这种欢乐是暂时的。果然不久之后他们就聊起了他们认为需要讨论的正经话题，婚姻、子女教育、家族的未来等。坐在一起，必须要谈点什么，必须给此时此刻做下标记，必须不能虚度，必须展示一些上下级关系，必须施一些恩，受一些惠。小姑父叫我拿一瓶啤酒给他。我离开座位，从他身边经过，拿来两瓶啤酒，摆在他面前，坐回座位。福东表哥用筷子帮他打开瓶盖，对我说：“帮长辈拿酒，顺手把瓶盖打开，这是礼貌。”

“诶，没事，自家人。”小姑父摆摆手。

“自家人才得说，免得她以后吃亏。”表哥说。

“晓念是大学生，不讲究这些的。”小姑说，“晓念，在外面有没有交男朋友？”

“还没有。”我说。

“该找一个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都不喜欢结婚，所以早点催你，给你提个醒。”小姑说。

“你是家里独生女，其实不该在外面的。阿兴也真敢让你一个人在外面，早晚要后悔。”大姑说。

“舅在银行工作，不然可以多生一个。”表哥说。

“他以前有想法，想着晋升，看看现在，还是个小主任，当初还不如出来呢。”大姑说。

“表哥，你不应该当着我的面说我爸，我万一理解错了，回去转述给他听，他再理解错，那最后的意思就跟你的意思很不一样了，就挺不好的，有时候误会就是这么产生的。”我说。

表哥笑着指指我，大姑看我一眼。

……

节选自《特区文学》2023年第3期